◆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虽未在其中使用“听证”一词，但已呈现出检察听证的思想雏形。

◆2020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听证74.3万余件次，实现了“四大检察”全覆盖。

◆最高检党组有着清晰的指引——既要坚持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又要更加注重听证的必要性、实效性、便利性，把听证的质量、效率、效果统一到更加注重质量上来。

“吴某和韩某是夫妻，此次二人因子女教育问题产生争执，致使韩某受伤，属过失犯罪。吴某案发后一直细心照顾韩某，取得其谅解。我们建议检察机关对吴某作不起诉处理……”

日前，检察机关第三次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以安徽省肥西县检察院的一场拟不起诉听证会拉开序幕。会上，听证员们对该案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处理结果充分讨论，帮助吴某认识到了错误。吴某表示，今后一定照顾好妻子孩子，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将办案过程“晒”出来，充分听取案件当事人意见，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种办案方式在检察机关早已不是新鲜事。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听证17.7万件次。检察题材电影《第二十条》还将这种办案形式搬上了大银幕。

为何建立这项制度？实践中又是如何运行的？不妨从历史、现实、发展三个维度去考察。

历史地看

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

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些案件在法律层面办得并没有问题，却引发当事人及公众不满，原因就在于当事人心中那个“结”没有真正解开，与普通民众朴素的公正观有差距。

如何解开当事人的“法结”“心结”，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检察机关尝试这样一种更具客观性的方法——把案件当事人、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邀请”到办案中来，借鉴类似行政听证的公开审查方式，增强办案的释法说理性。

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虽未在其中使用“听证”一词，但已呈现出检察听证的思想雏形。

2000年，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明确刑事申诉公开审查主要以举行听证会的形式进行。

此后20年，最高检在多项制度文件中对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进行部署。2020年，在多年实践基础上，最高检提出“应听证尽听证”的要求，并印发《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对听证案件范围、听证会参加人、听证程序、听证员意见效力等作出统一规范。检察听证就此驶入“快车道”。

据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听证74.3万余件次，实现了“四大检察”全覆盖。截至2024年底，全国听证员总数达7万余人。简易听证、上门听证、线上听证等各类听证形式纷纷呈现。

与之相应，羁押听证办法、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以及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听证工作指引和简易听证工作规定也陆续出台，对听证工作进行了制度细化。

为何如此重视检察听证？最高检党组深刻指出，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还强调要综合运用公开听证、听取意见、简易听证等方式，给检察权运行“加把锁”。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看来，过去检察办案通常都以书面审查为主，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检察改革的深化，检察权行使适度公开化、透明化、诉讼化成为现实需要；而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一直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监督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检察听证便有了产生的需要。

“检察听证对检察机关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办案投入，之所以还要做这件事，是因为它意义重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检察机关召集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充分考量“法”“理”“情”作出判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十分有益。此外，听证员等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更将案件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有利于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

现实地看

既要“应听尽听”，更需注重实效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2020年，2024年检察机关听证的数量增长了9.4倍。对于这样的发展规模，最高检党组有着清晰的指引——既要坚持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又要更加注重听证的必要性、实效性、便利性，把听证的质量、效率、效果统一到更加注重质量上来。

不久前，四川省荣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听证案入选2025年检察听证典型案例。

时间回到2023年，荣县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当地一家生猪养殖企业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用于生产。

接到这一线索后，该院在全县范围内排查，发现至少有15家企业存在与该生猪养殖企业类似情形。这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无序使用和浪费，还存在引发地层塌陷等安全隐患。该院随即立案调查。

“我们走访了案涉企业发现，办理取水许可证周期长、水资源论证报告编制服务费高是他们普遍不愿意办证的主要原因。因监管机制不完善，水务部门也没能对这些问题有效监管。”该案承办检察官刘威告诉记者。该院综合研判后，没有简单地制发检察建议，而是先组织召开听证会，凝聚治理共识。

“听证会前，检察院邀请我们几名听证员到案涉企业走访，为听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荣县政协委员周志明对那次听证会记忆犹新，“听证会上，我们一致建议检察机关对水务局未依法履行地下水保护监管职责进行监督，还希望他们聚焦化解‘办证难、费用高’等难题，推动从根本上解决违规取水问题。”

2023年7月，荣县检察院根据听证会达成的共识向当地水务局制发检察建议。同年9月，水务局反馈15户无证取水企业中的11户已办理了取水许可证，4户因未在整改期限办证，水井被关停。该院后续还多次与水务局沟通，督促其协调评估公司将中小微企业的水资源论证报告编制服务费标准下调了50%。企业申请办证积极性明显提高，目前全县新增补办取水许可证企业86家。

“在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的基础上，我院将问题辐射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疑难复杂案件也纳入听证案件范围。为提升听证实效，尽可能从各环节做到规范，比如会前做好调查核实，会中引导各方充分发表意见，会后做好听证成果运用和听证意见反馈等等。”荣县检察院检察长王丹告诉记者。

“召开听证会，检察官不仅要准确阐释法律条文，还要引导各方进行有理有据的讨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东至县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秘书长丁德芬也是一名听证员，在她看来，检察官要树立能听证、敢听证、会听证的意识，不断提升听证水平。听证结果也应及时反馈，确保听证员的知情权。

“检察听证实效的提升还有赖于听证员的科学选择。”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检察长詹静以该院和南京市检察院联合办理的一起刑事申诉听证案为例，讲述了如何向听证员“借智”。

那是一起情感纠葛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因被害人对多名涉案人员的刑事处理及赔偿金额不满，向两级检察院提出申诉。

“我们两级检察院采用了‘简易听证+上门听证’的方式进行调解。简易听证时，南京市检察院邀请了拥有法医学知识的律师担任听证员，帮申诉人分析依照法律规定能获得的最高赔偿金，降低了其心理预期。上门听证时，我们邀请了申诉人所在社区的社区书记担任听证员，充分释法说理，促成了和解。”詹静告诉记者。

“在听证实践中，一些案件涉及复杂技术问题、多元利益平衡，引入各行业代表作为听证员参与案件评议，能有效增强检察办案的专业性和民主性。听证会要充分利用好听证员资源。”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红枫表示。

发展地看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听证入法

2024年底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从“健全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的高度对检察听证进行了再部署，强调坚持“应听证尽听证”，完善听证员选用管理机制，规范检察听证工作，提升听证质效。

作为全面深化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检察听证未来如何推进？在检察机关第三次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上，卞建林、陈卫东、姚莉、汪海燕、程雷、吴宏耀、张栋、高通等法学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现有听证制度体系对听证案件的范围指导不够细化，应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明确哪些案件应当听证、哪些案件裁量听证，确保各地检察机关选取案件时更加科学合理。”

“一些听证会的听证员选择范围相对较窄，主要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基层普通民众参与较少，希望能够逐步优化听证员选用机制，平衡好听证员背景的精英化和大众化。”

“要在吸纳基层听证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加强检察听证的理论研究，进一步理顺检察听证的定位、主体、范围、内容、形式等，积极推动检察听证入法。”

…………

事实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也为检察听证工作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最高检特约监督员，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律师阎建国特别关注在抗诉案件中开展检察听证，他告诉记者，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监督职权，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关键意义。“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程序正义的重要支柱性制度，是现代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性与民主性的集中表现。检察听证制度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平台，应强化在抗诉案件中使用，完善规范抗诉案件听证制度，使其为抗诉案件的公开处理提供有力支持。”

“检察机关这些年积极推进检察听证制度建设和实践经验总结，特别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关键环节，在作出重大程序性或终局性决定时，以听证促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取得良好效果。”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福建省律师协会会长、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合伙人于宁杰建议，在系统总结实践基础上，将检察听证写入刑事诉讼法，确立检察听证法律制度。

纵观文明史，所有成熟制度都经历过带着问题前进的阶段。期待检察听证这项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实践的浇灌下继续发展，成为追求公平正义道路上的又一盏明灯。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记者：常璐倩 制图：任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