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明起源”丛书总序

林志猛

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来看，古代近东、古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源地，对古希腊文明具有重要影响。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环地中海域的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就有较繁荣的文明形态和城邦生活。古代近东和埃及的宇宙论神话、灵魂学、政治观展示出对存在秩序的整体理解，其影响不止于早期希腊神话、哲学和政制，而且延续到后来的希腊化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古代近东文明包含的宇宙起源论、灵魂轮回和灵魂不朽说、宗教神话等，蕴含着对本原、灵魂与身体、善与恶、一与多等议题的思考，激发了古希腊哲学最初对宇宙、自然、灵魂等问题的热切探索。在荷马、赫西俄德、柏拉图及后世思想中，也可瞥见古代近东神话与“宇宙—政治”秩序观念的余晖。因此，欧洲或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否可略过古代近东而直溯古希腊文明，仍需仔细考辨。

古希腊哲学在融汇古代地中海各地区辉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了诸多创造性转化，对人世各种基本问题有了更丰富深邃的思索。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和古典理性主义的突出代表，缔造了宙斯时代或荷马时代之后的文明形态，体现出一种文明综合与提升的典范性努力。柏拉图不仅将宇宙论与目的论关联起来，还特别注重城邦秩序与灵魂秩序的融合，以应对人世的无序化和心灵的畸变。柏拉图试图在适度保留传统宗法的基础上，通过哲学对智慧的求索重塑文明秩序，使政治、法律和文明具有更稳固的根基。

对于什么是自然、本原，自然与礼法的关系，自然与强力、正义的关联，柏拉图的理解迥异于自然哲人、智术师和历史学家，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构成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张力。柏拉图重新定义自然、灵魂、正义、理性、强弱等核心概念，形成了新的宇宙论、自然观、神学观、自然法和政治理念。与之相反，智术师和历史学家将强者统治弱者当作自然正义和自然法则，而导向强力主义、帝国和僭政。此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在古希腊亦有一个相对立的非政治的哲学传统，即犬儒派的厌世主义、廊下派的世界主义、伊壁鸠鲁派的快乐主义。可见，古希腊哲学本身存在种种思想分歧，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相。各哲学流派与古代地中海诸文明的关系也盘根错节，皆有待深入细致地重新梳理。

两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对西方文明的形成亦有重要作用。两希文明中的不同要素，如理性与信仰、古罗马法律制度、基督教文明、日耳曼帝国统治等，对西方文明的最终成型有许多层面的影响。同样需要进一步探察和辨析，近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承接古代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抑或以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从而厘清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和不同文明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现代西方哲人提出新的自然和政治原则，构建了现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更为关注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哲人对于自然状态、人性、德性和政制的新构想，塑造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面目。古今哲学对自然、德性、法律、理性、快乐的看法存在诸多争执，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制度设计、道德意识、人性认知和文明理念。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体内部具有各种张力。重新探究西方哲学和文明的根源，可以更好地看清西方在近现代为何遭受了文明、价值、政治上的危机和困境。通过检审西方古今文明的得与失，亦可打破文明史的线性叙事，展现西方哲学史和文明史中的转折、断裂和变型。

从东西方古典文明来看，中华文明与古代近东、古希腊文明亦有相当的契合性，对于宇宙、城邦、德性、战争与和平等重要议题常有共通的见解。东西方古典文明都强调德政和灵魂完善，对强力主义、政治失衡、人伦失序、过度欲望化等均有深刻反思。故而，对东西方传世经典的深入阐发与互鉴，也有助于古典文明的返本开新和古今价值的转化融通。

“哲学与文明起源”丛书书目（即将出版）

《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与政治哲学：〈斐多〉义疏》

保罗·斯特恩

《柏拉图的宇宙论及其伦理维度》

加夫列拉·卡罗内

《言说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理性的发展》

罗素·温斯洛

《西方文明的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和政治神话的西方》

安里柯·斐里

《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法义〉的历史解释》

格伦·莫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