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峰

“我国将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4月2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介绍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有关情况时提到的一项举措，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严格来说，这不算新鲜话题。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此前也透露，“今年将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卫生健康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相关的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结合此次介绍来看，有关信号越来越密集，也意味着育儿补贴制度越来越近了。

人口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一个民族存续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形势愈发严峻复杂。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出现了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24年末，人口比上年末再一次减少139万人，总人口已连续3年负增长。人口出生率降低，凸显的不仅是劳动力短缺，还将叠加老龄化，导致社会养老负担日益沉重，势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复杂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对“育儿补贴制度”的介绍，出现在“扩内需”的条目下，也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基于这一基数上的任何细分市场，都足以形成不容小觑的消费能力，让我们在面对关税战、贸易战摩擦时，依然有开阔的“大后方”。同样，国内需求焕发更大活力，有利于我们维持全产业链优势，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

因此，维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意义重大。而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揭示，高昂的生育、养育成本和经济负担是阻碍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据相关统计，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平均花费数十万元，再加上购房压力、职业发展等，让不少婚育群体陷入焦虑。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加强住房政策支持、强化女职工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发力。最直接的，则是将养育视为一种收入来源，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稳定可预期的收入。

面对人口危机，各地正在积极行动。2021年，四川攀枝花率先推出育儿补贴政策，成为生育政策改革的先行者。今年3月，呼和浩特发布全国首个明确覆盖一孩至三孩的阶梯式补贴方案，并打破学区房固化生态，将生育和学位挂钩。此外，还有很多企业、单位自发跟进，比如有企业启动16亿元生育补贴计划，广州白云某村出台“生育补助”方案，这都是紧密贴合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用实际行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体现了责任担当。

也要看到，公众对育儿补贴制度的热情，也说明亟需由点到面铺开这一制度，推动全国层面的系统性变革。更加有力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向社会传递重视生育、支持家庭的信号，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让生育成为更多家庭主动选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