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信海光（专栏作家） 编辑/柯锐 校对/张彦君

美国科技巨头被曝靠诈骗广告赚大钱。

▲资料图：美国Meta公司被曝靠诈骗广告大赚“隐性红利” 。图/新华社

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元”公司（Meta）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2024年约有10%的收入，也就是约160亿美元，来自诈骗广告和违禁商品广告，凸显其广告业务监管存在漏洞。

科技巨头竟然成了诈骗犯罪的帮凶，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而这也再次将互联网巨头的科技伦理问题，推到了全球公众视野。

“技术中立”说辞已经难以立足

Meta与诈骗关联的160亿美元，并非来自法律认定，也并非是出自Meta自愿全面公开的报告，而是媒体通过调查，在Meta“内部文件”中获得。所以说，并不能由此推论出Meta参与了诈骗之类的活动。

这则新闻的意义，实际在于“科技伦理”。Meta长期辩称自己只是“广告平台”，对平台上发生侵权事件并无直接责任。然而在事实面前，这种基于“技术中立”的说辞，已经难以立足。

在很多国家，平台都被视为“中立载体”或“广告中介”，一般不直接承担广告内容违法行为的第一责任。平台当然是有“平台责任”的，但往往是赖其“良心”与利益权衡，来决定拿出多大决心和力度去治理平台上的不法信息和灰色地带。

在Facebook创业早期，扎克伯格曾被视为更具有社会责任的新一代企业家。很多人犹记得2010年，当顶着一头自来卷、满脸雀斑的小扎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时候，才年仅26岁。那时候，小扎宣称要借助互联网解决全球治理问题。

11年之后的2021年，《时代》周刊又把小扎送上了封面。此时，他的一部分脸被一个电脑程序窗口覆盖，窗口中提议用户是否要删除（Delete）他创建的Facebook应用。

《时代》周刊的报道背景是，Facebook因数据泄露、虚假信息等问题引发了广泛争议。小扎被指在处理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疏漏，加剧了公众对社交媒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忧。

“科技伦理”无法仅靠法律维系

此次Meta被曝靠诈骗广告赚大钱，是因为小扎从“新登”变成了“老登”，人变坏了吗？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相信，对于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家来说，其初心都是秉承科技向善原则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坏人。但问题在于，随着企业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发达，牵涉的利益越多，这些企业家和平台企业，仅靠自律，还能否守住初心？

在此次Meta事件中，内部文件就显示，面对大量用户对欺诈广告的投诉，Meta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很可能因为这些诈骗推广活动带来的巨额收入而故意忽视了它。

当利益足够大，好人也很容易铤而走险，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Meta根本不用承担太多风险，而只需装看不见，手松一松就财源滚滚来。这一逻辑，不止对Meta，对全世界所有平台互联网公司，一样有效。

企业的“科技伦理”类似人类的“道德底线”，并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来予以维系，而需要综合治理手段。

首先，当然是要完善法律治理，强化平台责任，杜绝有可能造成最大伤害的漏洞。但对于大量法律一时难以判定的灰色地带，或者科技刚刚涉足的新生地带，则有赖于企业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以及来自全社会的他律。

比如，舆论监督。在此次Meta事件中，就是媒体调查记者率先曝光了内容敏感的“内部报告”。好吧，既然你敢于背弃基本的“科技伦理”，那就理应准备承受来自全社会的舆论鞭挞，以及可能的商誉损失、相关部门质询。

“隐性红利”考验全球治理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Meta的核心商业模式，本质上是通过AI将“注意力”变现。但在AI主导的经济体系中，越能刺激情绪、制造焦虑和贪念的内容，越容易获得流量。

而诈骗广告恰恰擅长利用这些心理机制。当AI获知这些广告更“赚钱”，就会更加推荐这些广告，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性共谋。这并非单纯的监管失误，也不是底线沦陷，而是技术体系深处的价值选择失衡。

这是今天的科技巨头都在面临的治理盲区，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伦理黑洞。为此，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巨头都已普遍陷入三重困境。

一是，AI自治与监管滞后：AI广告系统的“黑箱决策”让外界难以追责。二是，跨境广告与法律真空：诈骗广告往往通过虚拟公司、跨境账户运作。三是，责任归属模糊：平台以“自动化系统”推脱，执法机构难以界定“主观故意”。

当虚拟经济的规模超过实体监管能力，科技公司便容易在灰色地带获取“隐性红利”。Meta事件之所以震撼，就在于其揭示出，科技伦理的沦陷，可能比经济风险更可怕。

中国在治理这些问题上有制度优势，但基于共有的市场经济特性，仍然要警惕类似的伦理黑洞出现。

Meta的160亿美元“涉诈红利”，揭示的不只是企业贪婪，更是整个数字时代的道德危机，需要全球力量共同探索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