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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摘 要：

继承权作为人类文明发产物，不仅关系到家族财产的代代相传，也是家庭血缘亲情传承的纽带之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制度的嬗变不仅折射着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更是文明形态跃迁的鲜活注脚。从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凝结的宗法秩序，到《唐律疏议》字里行间流淌的礼法智慧；从宋元契约文书承载的民间智慧，到《民法典》继承编彰显的现代法治精神，这条绵延三千年的制度长河，恰似一条银练，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宗族本位向个体本位、从身份伦理向权利理性跨越的壮阔征程。

关键词：继承权、遗产管理人

JINGSHZZ

一、遗产管理人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脉络

伴随继承权制度的现代化演进，财产形态已突破传统不动产的单一格局，向数字资产、金融衍生品等新型财产形态延伸。当遗产类型从家族田产转向股权信托、虚拟财产等多元载体时，家庭会议协商的传统模式已难以承载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遗产本是逝者对生者的保障，却可能异化为亲情纽带的断裂点。在此背景下，《民法典》创设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以法律理性平衡人文关怀：既通过专业机构介入实现遗产清算的效率与公平，又以信托架构维系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这一制度设计既修复了传统继承模式的制度裂痕，又为数字时代的财富传承提供了法治化解决方案，堪称现代社会关系治理的典范。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第1145—1149条）正式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标志着我国继承制度从“身份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点1、遗嘱指定：被继承人可指定律师、信托机构等专业人士担任管理人，体现意思自治。2、继承人推选（第1145条）[1]：无遗嘱时，继承人共同推选管理人，未推选则共同担任。3、法院指定（第1146条）[2]：对无人继承或管理人争议的情形，法院可依申请指定民政部门、村委会或专业机构担任。4、职责法定化（第1147条）：清理遗产、编制清单，处理债权债务，分割遗产等，避免遗产隐匿或转移。5、权利保障：管理人有权获得报酬（第1149条），并可行使必要处分权（如变卖遗产）。此举强化了《民法典》第3条“民事权益受保护”原则，防止管理人怠于履职。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通过职责与权利的平衡设计，制度有效规避了道德风险。6、责任机制（第1148条）[3]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遗产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呼应了唐律“诸受寄财物而辄费用者，坐赃论”的追责逻辑，但更强调过错与责任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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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管理人制度实务难点及成因分析

遗产管理人的选任遵循“遗嘱优先—继承人协商—法院兜底”的递进式规则。遗嘱指定即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形式明确指定管理人（如律师、信托机构等）。遗嘱指定的管理人优先于法定继承人，但需满足形式合法性（如代书遗嘱需两名见证人签字）。继承人推选适用于无遗嘱或遗嘱指定无效时，全体继承人共同推选管理人，一般情况下需召开继承人会议，经半数以上继承人同意形成书面决议。若继承人未推选，则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管理人，按继承份额行使表决权。继承人下落不明、丧失行为能力，或对管理人存在重大争议（如推诿、抢夺遗产）的情况下，则遗产管理人由法院指定。

虽然法条对于遗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规定比较清晰和完善，但是在实际确定遗产管理人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程序上、法律上的问题导致遗产管理人的选任困难重重。

（一）遗嘱形式瑕疵

遗嘱形式瑕疵是司法实践中导致遗嘱效力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根源在于遗嘱形式要件未严格遵循《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134至1139条，遗嘱形式包括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及公证遗嘱六类，每种形式均对应特定的程序要求，实务中瑕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其一，形式要件缺失，例如自书遗嘱未按规定亲笔书写全文且无签名、日期（如仅签名未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或打印遗嘱缺乏两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签字（如仅一名见证人或见证人与继承人存在利益关联）；录音录像遗嘱未完整记录遗嘱人宣读全部内容及身份信息（如仅简单陈述财产分配）。其二，形式与实质内容冲突，典型表现为遗嘱载体与法定形式不符，如以微信语音指定管理人却未同步保存视频记录，或公证遗嘱被事后篡改但未通过公证程序修正。其三，程序性瑕疵，包括见证人资格不适格（如见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签署过程存在胁迫或欺诈（如继承人在场施压导致遗嘱人非自愿签署），以及遗嘱保管失当导致内容残缺（如未密封遗嘱在传递中部分损毁）。

此类瑕疵的直接后果是遗嘱效力被否定，进而引发继承程序的复杂化。根据《民法典》第1143条，形式瑕疵可能导致遗嘱部分或全部无效，此时遗产分配将回归法定继承规则，与遗嘱人真实意愿相悖。此外，形式瑕疵常诱发继承人间的信任危机，部分继承人以“程序违法”为由拒绝配合遗产分割，迫使法院启动强制程序，增加司法成本。更严重的是，若遗嘱因形式瑕疵被撤销，遗产管理人可能面临履职风险——若其依据瑕疵遗嘱执行分配，可能因违反继承人合法权益而承担赔偿责任，严格遵循遗嘱形式要件的重要性，既是对遗嘱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亦是维护继承秩序稳定的法治底线。

（二）继承人推选僵局

在遗产管理程序中，继承人推选僵局是因法定推选规则模糊性与继承人利益冲突叠加引发的制度性障碍，其核心表现为《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的“全体继承人共同推选管理人”规则在实践中的执行困境。实务中导致僵局的主要情形有三类：其一，继承人意见分歧，多发生于多子女家庭，例如长子主张“长幼有序”优先管理权，次子以“经济贡献更大或对老人照顾更多”要求主导遗产分配，或部分继承人质疑遗嘱真实性（如怀疑代书遗嘱系伪造）而拒绝参与推选；其二，继承人数量与利益诉求复杂化，如再婚家庭中继子女与婚生子女对遗产份额的争夺，或股权继承中股东身份与管理权限的交叉冲突（如某家族企业继承中，股东继承人以“维护公司控制权”为由拒绝与其他继承人共管）；其三，程序性障碍，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继承人（如老年痴呆患者）的法定代理人缺位、继承人下落不明等，导致推选程序无法启动。此外，部分继承人基于信任危机（如认为亲属存在利益输送风险）或对管理能力不满（如质疑律师专业资质）而消极抵制推选，进一步加剧僵局。

推选僵局引发的负面后果具有连锁性与系统性：首先，遗产管理真空导致遗产长期滞留，债务清偿延迟，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其次，信任破裂与家庭矛盾升级，部分继承人以“拒绝配合推选”为筹码施压，导致亲情关系恶化，甚至引发肢体冲突或名誉诽谤诉讼；再次，司法成本攀升，僵局迫使法院介入指定管理人，但法院需耗费大量时间审查继承人资格、调解矛盾（平均耗时3—6个月），且裁判标准模糊（如《民法典》未规定“多数决”比例），易引发同案不同判（如甲法院以“过半数同意”确认推选效力，乙法院则以“全体一致”为由驳回）；最后，遗产价值贬损风险，如房产因未及时处置遭遇市场贬值，或企业股权因管理缺位错失融资机遇，直接损害全体继承人经济利益。

制度性缺陷与实践矛盾的深层症结在于，现行规则过度依赖继承人自治，却未建立配套的争议解决机制。例如，《民法典》未明确推选需“全体一致”还是“多数决”，导致实践中部分继承人以“未达完全共识”否定推选结果；同时，法院指定程序的启动门槛过高（如要求“继承人下落不明满两年”），难以应对紧急遗产处置需求。此类问题凸显立法者在“尊重自治”与“保障效率”之间的价值权衡失当，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推选规则、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以避免继承纠纷从家庭矛盾升级为社会治理难题。

（三）法院指定程序的效率缺陷

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程序的效率缺陷集中表现为司法介入的迟滞性与程序成本的叠加性。实务中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情形有三类：其一，程序启动门槛过高，根据《民法典》第1146条，法院指定需以继承人下落不明、丧失行为能力或存在重大争议为前提，但实践中继承人常因“不愿配合”或“主张程序违法”恶意拖延，导致法院需耗费大量时间审查申请人资质与争议焦点（如某涉外遗产案中，因部分继承人滞留境外无法到场，法院启动指定程序耗时11个月）。其二，材料审查标准模糊，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供“完整亲属关系证明”及“遗产凭证”，但继承涉及多代人财产混同、跨境资产登记缺失等复杂情形时（如某家族企业股权继承中，境内子公司章程与境外注册文件冲突），申请人往往难以满足证据链要求，导致申请被反复驳回。其三，管辖权争议频发，跨区域遗产案件中，多地法院以“无明确管辖依据”为由互相推诿（如被继承人户籍地与主要遗产地分离时，北京与上海法院对管辖权产生分歧），迫使申请人逐级上诉，进一步延长程序周期。

效率缺陷引发的负面后果具有系统性风险：首先，遗产管理真空加剧财产贬损，法院指定程序平均耗时约为6—12个月，期间遗产可能因市场波动（如房产贬值）、债务违约（如企业贷款逾期）或保管失当（如文物损毁）遭受不可逆损失。其次，司法资源过度消耗，同一案件因程序拖延反复进入听证、鉴定环节，导致法院继承类案件积压率高。再次，家庭矛盾升级与社会信任危机，程序拖延使继承人陷入“持久战”，部分成员以“拖延战术”施压其他继承人让步（如某案中长子通过反复申请延期指定程序，迫使其他继承人放弃股权分配），甚至诱发名誉侵权诉讼。此外，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加剧困境：《民法典》虽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指定管理人，但未明确紧急情况下的简易程序（如被继承人企业濒临破产时），导致司法被动性凸显。

深层症结在于立法价值取向的失衡，现行规则过度强调“纠纷解决”而忽视“效率保障”，例如要求法院必须组织听证会核实继承人意愿，却未规定书面审查的例外情形。同时，配套机制缺位（如遗产管理信息平台缺失）导致法院重复调查基础事实，进一步降低效率。此类问题折射出传统司法模式与现代遗产管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亟待通过构建“快速指定通道”、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完善跨境协作规则，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制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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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遗产管理人制度问题的对策

（一）遗嘱形式瑕疵的对策——推广“区块链存证+电子公证”双轨制

针对传统遗嘱因形式瑕疵（如见证人缺失、签署时间不明等）导致的效力争议问题，杭州市互联网法院联合杭州市公证处于2021年创新推出“遗嘱链”平台，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与电子公证的双轨制重构遗嘱设立程序。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源于司法实践中遗嘱形式要件不合规引发的继承纠纷高发，以及传统公证服务覆盖不足、司法核验效率低下等现实痛点。其核心机制在于：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特性，实时固化遗嘱人身份认证、遗嘱内容及签署时间等关键节点数据，并同步生成电子公证书上链存证，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完整性与不可篡改性；同时，构建“线上电子公证+线下补充公证”双轨验证模式，支持远程视频公证与纸质公证书数字化衔接，实现司法效力与便民服务的双重提升。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技术赋能法律程序，通过区块链存证替代传统纸质遗嘱的形式约束，降低遗嘱设立门槛，“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实验验证，区块链存证技术可使遗嘱形式瑕疵率降低58%。”[4]其二，司法协作效能优化，法院可直接调取链上数据生成审查报告，核验周期从7天缩短至2小时，继承案件审理效率提升40%；其三，资源下沉与标准化建设并重，通过“移动公证工作站”覆盖偏远地区，并制定区块链遗嘱审查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更值得注意的是，该经验不仅仅适用于杭州，也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和借鉴：一是推动“技术+法律”融合，明确区块链存证数据的法律效力，构建省级遗嘱存证平台；二是建立“线上便捷服务+线下资源补充”的公证服务体系，破解服务不均衡问题；三是完善配套法律指引，通过地方司法意见规范区块链遗嘱的操作标准，为全国性立法提供实践范本。此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协同，实现了遗嘱效力的确定性、司法资源的集约化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为遗产继承制度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二）继承人推选僵局的对策：建立“专业遗产管理人推荐库”制度

针对继承人因利益分歧或信任缺失导致的推选僵局问题，深圳市公证协会联合律师协会、信托机构于2022年推出“遗产管理人白名单”制度，通过构建专业机构准入机制与动态评价体系破解治理难题。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在于传统继承人推选模式存在两大缺陷：其一，亲属间因身份伦理与经济利益冲突（如长子主张“长幼优先”与次子争夺股权管理权）陷入僵局，导致遗产长期滞留；其二，普通继承人缺乏专业能力（如跨境资产处置、税务筹划经验），难以胜任复杂遗产管理需求。其核心机制为：建立资质审核入库机制，要求律师事务所、信托公司等机构提交执业年限（需满5年）、成功案例（需3例以上遗产管理经验）等证明，经司法局与行业协会联合评审后纳入白名单；推行“双轨选任”规则，继承人可投票选定名单内机构，或通过抽签随机分配，若僵局持续超60日，则由法院依申请直接指定推荐库内机构接管；实施动态监督与退出机制，对违规机构纳入黑名单，定期评估服务质量并向社会公示。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专业机构介入提升效率，某家族企业继承案中，白名单内信托公司通过标准化流程在5个月内完成股权分割与债务清偿，较传统模式周期缩短60%；其二，第三方监督化解信任危机，其三，强制接管机制避免程序空转，僵局超期案件由法院直接指定，防止继承人滥用权利拖延遗产处置。总的来说，构建“资质+信用”双门槛准入体系，可以通过执业年限、典型案例等量化标准筛选专业机构；建立动态评价与黑名单制度，引入继承人满意度评分与违规处罚机制，确保管理服务质量；明确司法兜底规则，对僵局案件设定强制接管时限（如60日），避免司法资源浪费。此制度通过专业化分工与程序刚性约束，平衡了继承人自治权与遗产管理效率，为破解推选僵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范本。

（三）法院指定程序效率缺陷的对策：构建“分级分类快速指定通道”

针对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程序因流程僵化、标准模糊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首创“三阶式”指定程序，通过差异化案件分层与智能化技术嵌入破解司法资源错配困境。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源于传统指定程序的两大结构性矛盾：其一，程序标准“一刀切”，无论遗产类型与争议复杂程度均适用同一流程，导致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混同处理，司法资源浪费严重。例如，跨境股权分割等复杂案件因需协调多部门核查资产，程序周期显著超出合理范围；其二，程序启动门槛过高，现行法律未明确“紧急情况”认定标准，部分继承人以程序异议拖延遗产管理，导致资产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甚至影响企业融资等合法权益。

“三阶式”指定程序的核心机制在于案件分级与精准适配：简易程序：对无争议遗产或申请人提交《无争议声明》的案件，法院通过标准化流程快速指定管理人，同步生成管理方案模板，显著缩短程序周期；优先通道：涉及企业股权、知识产权等复杂遗产时，法院联合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预审机制，通过政务数据共享预先核查资产权属与债务情况，提升复杂案件处理效率；智能辅助：开发风险评估系统，通过算法匹配管理人资质与案件需求（如跨境案件优先选任熟悉国际私法的律师），并自动生成履职风险预警报告，减少人工审查环节。

该制度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资源精准投放，通过案件分层避免简单案件过度消耗司法资源，推动司法人力向复杂案件倾斜；其二，跨部门协同增效，政务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例如税务部门提供的欠税数据可直接辅助制定债务清偿方案，提升执行效率；其三，技术赋能程序正义，智能系统减少人为干预，通过程序透明化增强当事人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

制度创新价值在于：一是突破形式合规桎梏，以实质效率为导向重构司法流程，契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繁简分流的司法改革精神；二是填补规则空白，通过制定案件分级标准明确“重大争议”“紧急情况”等量化指标（如涉案资产规模、跨境要素等），为全国法院提供可复制的范本。此模式通过差异化程序设计与智能化技术应用，实现司法资源集约化与继承人权益保障的双重目标，为破解遗产管理“程序空转”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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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继承编的创新性建构，既是中华法系"礼法合治"传统的现代转型，亦为数字时代财富传承提供了法治化路径。从商周宗法秩序到唐律礼法智慧，再到当代“区块链存证+电子公证”的技术赋能，制度演进始终贯穿着对实质公平与效率价值的追求。当前实务中面临的遗嘱形式瑕疵、推选僵局、程序低效等困境，本质上是传统继承伦理与现代权利理性碰撞的必然产物。杭州市“遗嘱链”平台通过技术手段破解形式瑕疵，深圳市“白名单”制度以专业分工化解信任危机，北京市“三阶式”程序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创新实践昭示着制度完善的三大维度：在价值层面需平衡身份伦理与权利理性，在技术层面应推动区块链等科技手段与法律程序深度融合，在机制层面要构建“自治-调解-司法”的三层递进式纠纷解决体系。未来立法应着重完善遗产管理人资质认证标准、跨境遗产协同管理规则及数字资产继承配套制度，使这一古老制度在新时代焕发出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公平的强大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2]《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第1147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3]《民法典》第1148条：“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1149条：“遗产管理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获得报酬”。

[4]《中国司法》2023年第5期

作者介绍

杨一平 实习律师助理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