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袁云峰 贾康 财经杂志 2025年05月13日 21:07 北京

以不动产为核心、信贷扩张为驱动的资产配置路径成为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而传统需求管理政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效能边界限制。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构建分层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安全网构筑—民生保障升级—发展动能重塑”的梯次推进

文｜袁云峰 贾康

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低迷的表象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因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有所不同，中国居民部门消费不振的困境更多源于对未来预期的系统性担忧——房地产市场调整、资本市场波动、就业不确定性等因素，形成“资产负债表危机”的复合压力不良因素。这虽未直接表现为资产负债表的全面恶化，却通过预期传导机制对消费形成更持久的抑制效应。破解这种危机因素，需跳出传统需求刺激的思维框架，注重优化分层治理的制度安排，在“稳预期”的优化“预期管理”中，重塑消费动能。

“房地产本位”模式导致负向循环

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资产负债表不仅是企业财务健康的晴雨表，更日益成为观察家庭经济行为的透镜。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结构的一种特殊性，源于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房地产本位”财富积累模式。这种以不动产为核心、信贷扩张为驱动的资产配置路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尤其是在心理预期层面对居民造成了较大压力，进而带来典型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

从资产形成机制来看，居民部门在资产端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锚定物的特殊结构。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家庭资产配置本应遵循风险分散原则，但在城镇化加速期，房地产兼具居住属性、投资功能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获取权的复合价值，使其成为家庭财富的超配资产。这种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流动性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波动周期中容易产生价值锁定效应。从可类比的国际经验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家庭资产中房地产占比仍高达60%，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持续十年之久。从当下的国内现状考察，有充分的数据表明房地产在家庭的资产结构中占有绝大的比重。贝壳研究院《中国家庭资产流动性报告2024》指出，重点50城家庭住房资产占比中位数为 ‌61.5%，其中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占比为‌68%-72%‌ 、 三四线城市为‌53%-58%，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28%）和德国（25%），反映出家庭资产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

负债端的演化则呈现出典型的信贷深化特征。住房抵押贷款的长期主导地位，使得居民杠杆率呈现刚性上升趋势。不同于企业部门的负债可以通过破产重组实现出清，居民债务因其民生属性具有更强的存续刚性。当资产价格进入下行通道时，这种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风险将形成双重挤压效应。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抵押品价值变化影响借贷能力，进而放大经济波动。中国居民部门当前面临的正是这种“净值下降—信贷收缩—消费抑制”的负向不良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并非简单的财务失衡，其本质是经济转型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的微观投射。世界银行2022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显著放缓，成为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反映在微观层面即居民财富创造能力的弱化。当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未能有效替代传统资本投入时，家庭部门的资产结构优化将失去基本动力。

因此，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不仅是微观层面的压力问题，更可以成为宏观经济治理范式转型的催化剂。当家庭部门从“资产增值依赖型”转向“债务最小化生存型”，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面临失效，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适用边界，转而构建基于破解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的宏观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的新认识框架。

传统消费刺激政策难以打破困局

面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压力，传统需求管理政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效能边界限制。消费刺激工具的短期化特征，与破解资产负债表危机的长期性要求形成矛盾，后者更多的是要求能够解决居民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层面痛点而使预期向好。在家庭不动产净值趋于持续收缩的背景下，抑制了居民的长期消费信心，财政补贴的消费转化率也必然呈现递减趋势。

消费券政策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折射出制度创新的紧迫性。该工具在特定阶段或可以发挥激活市场部分消费潜力的作用，但它在经济秩序干扰、短期效应局限、社会公平缺失及监管漏洞等诸多方面，也带出较多的争议。比如，消费券内在的“筛选效应”，就必然导致政策红利难以普惠。目前，消费券的发放渠道以线上为主，仅能覆盖网络用户，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老年群体、农村低收入居民等更加需要帮扶的对象反而成为政策盲区。这与政策设计的普惠目标形成显著偏差。当政策工具与受益群体出现系统性错配时，不仅会造成财政资源浪费，还可能加剧社会分配失衡。

人们关注的普惠性现金发放的公共政策，始终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除了公共资金滥用风险、数字鸿沟导致的技术排斥及财政可持续性压力等显性挑战，更深层的制约在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复杂性，让“撒钱”在发挥拉动消费方面的作用恐怕事倍功半，甚至带来更多事与愿违的矛盾纠结。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二季度城镇储户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选择“更多储蓄”作为财富管理的首要选项，仅有17.5%的群体表现出投资扩张意愿——这种微观行为映射出的宏观结构矛盾，实为凯恩斯所指出的“流动性偏好陷阱”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反映。这种微观行为选择，本质上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加剧的理性回应，所以，单纯按人头增加货币供给，难以破解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困局。

中国一大基本层面的问题，在于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预期出现错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教育医疗支出占消费比重，从2010年的10.2%升至2024年的24.7%，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却逐年放缓。这种“刚性支出挤压效应”迫使家庭部门不得不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对冲风险，形成“收入增长—储蓄增加—消费疲软”的反向不良循环。

消费券式政策工具的边际递减效应，本质上揭示了制度性缺陷与结构性矛盾的深层交织。当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持续挤压消费空间时，缺乏社会保障安全预期的群体，只能通过超额储蓄进行风险对冲。这就意味着，在遭遇“高储蓄—低消费”的凯恩斯陷阱时，刺激消费不能仅仅停留在消费券等浅层激励，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优化的预期管理，真正释放被锁定的潜在消费需求，打破“政策失效—结构固化”的困局。

三层制度安排重塑发展动能

破解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需要构建分层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安全网构筑—民生保障升级—发展动能重塑”的梯次推进。这不仅涉及短期政策工具优化，更关乎中长期制度安排结构的深层变革。

第一层是托底保障层：筑牢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居民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承受度。在人口结构变迁与物价波动双重压力下，传统静态救助模式已难以应对弱势群体的多维脆弱性——对于孤寡老人的长期照护缺口、失能人员的康复资源错配、困境儿童的成长支持真空，均需依靠构建与经济社会变量联动的动态响应机制来解除。在这方面，浙江省通过数字化打造的“社会救助智慧监测系统”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其核心突破，在于构建“六维算法模型”，从家庭结构、收入、财产、支出、救助记录及线下探访数据中提取67项关键指标，对监测对象进行动态画像。通过红、黄、绿三色标签体系（红色代表重点救助对象，黄色为一般关注对象，绿色为需提低帮扶对象），实现从模糊救助到精密智控的跨越。截至2024年底，该系统已主动发现4万余户家庭符合救助条件，全部惠及人群数超200万，需求兑现率超70%，较传统模式效率提升3倍。

第二层是基本民生层：消解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制度性改革对于拉动消费具有杠杆效应。比如，在教育领域，将义务教育向后延伸至高中阶段和往前延伸到学前阶段，是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的关键制度性改革之一。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到2027年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并促进高中阶段多样化改革。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普通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19117.92元（教育事业费14894.74元、公用经费4223.18元）。若推行高中免费教育，参照云南、陕西试点成本模型测算，财政年新增投入约需2700亿-3000亿元。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消费响应弹性研究》，教育负担每降低1万元可使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提升0.17，据此推算政策可年释放消费潜力3800亿-4200亿元。

在医疗领域，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医保覆盖面和报销比率，争取实现医保全覆盖。浙江省于2023年2月发布《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实施方案》，明确将低收入农户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65%提升至‌73%，并取消原30万元封顶限制。浙江此次改革后，低收入农户实际医疗自付比例从35%降至27%。结合《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3》的消费响应函数，医疗自付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0.8%，由此可推导全省释放消费约240亿元。鉴于农村人口占全国34.78%（2022年数据），该政策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在住房领域，构建“市场轨+保障轨”双轨体系，重点是针对性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居住成本。比如在深圳，根据《深圳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深住建〔2021〕15号），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筹建保障性住房54万套，其中2023年通过保障房满足约‌38%‌新市民住房需求，较2021年提升12个百分点。又如在郑州，试点存量房转化保障房模式显示成效。截至2023年底，郑州市通过专项借款收购存量商品房‌1.2万套，其中7800套已完成转化，推动新房去化周期从23个月降至19个月，较同期全国百城均值（缩短1.2个月）凸显政策边际效益。在利率调控方面，2023年12月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 ‌3.97%，较2021年10月峰值（5.73%）下降176个基点。以100万元贷款、30年期、等额本息的案例测算，利率从5.73%降至3.97%后，月供减少‌1042元，总利息节省约37.5万元。可以想象，住房保障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购房利率的持续下降，必然为千千万万的家庭，释放出合计规模可观的消费空间。

第三层是发展动能层：核心在于通过伴随思想再解放观念创新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有机结合，以新质生产力重构增长引擎。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在扩大社会总财富的同时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就业岗位，更能通过收入分配机制的优化重塑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形成“动能升级-就业提质-债务化解－释放消费”的良性循环。

一是锚定高附加值产业的岗位创造，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升级产业集群。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正成为新就业增长极。例如，2023年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达2.11万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47.6%，带动就业人数增长12%。2023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5880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1%，其中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达763亿元，同比增长23%，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新增就业岗位‌2.9万个‌。2023年深圳载货无人机商业飞行超54万架次，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医疗急救、生鲜冷链等高频场景贡献主要增量和就业机会。低空经济催生无人机调度、空域管理等新兴职业，深圳市人社局数据显示相关从业者平均月薪达1.25万元，较传统物流岗位高出34%，技能溢价效应显著。

二是以技术改造激活存量资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制造业“数实融合”智能化改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抓手。2024年全国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8%，增速较全部投资高4.8个百分点，其中化工、钢铁等传统行业通过设备更新与工艺优化，单位能耗平均下降2%-3%。以安徽铜陵有色金隆铜业为例，其硫酸低温余热回收技改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3300万度，节约电费超2000万元，成为传统工业节能增效的典型样本。针对中小企业“不敢转”难题，福建晋江纺织业集群通过智能供应链改造，推广“设备更新+技能重塑”模式，实现4000亿元产业规模，新增数字化管理岗位1.5万个。浙江“数字工匠”培训计划三年培养复合型技工80万人，就业匹配率提升至78%。

三是抢占高潜力赛道，大力优化未来产业布局。量子科技、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是引领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强劲引擎，也是财富创造新的动力源。安徽合肥依托“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机，2024年量子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集聚企业超60家，其中由国仪量子自主研发的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已应用于石油勘探、生命科学等领域，年订单额超5亿元。深圳2023年载货无人机飞行占全国总量40%，医疗急救、生鲜冷链等场景贡献超70%订单量，带动无人机调度、空域管理等新兴职业平均薪资较传统物流业高35%。马斯克旗下Neuralink技术路线加速国产化进程，上海张江未来产业先导区已布局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基地，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50亿元。

破解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因素，必须推动经济增长从债务扩张型增长转向内生消费驱动型发展。这不仅需要短期政策精准施力使家庭部门财务健康化，更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构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机制。短期通过成本端减压与资产端托举，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中长期则应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以重塑财富创造机制。这一转型要求突破传统需求管理范式而注重供给管理的优化，在社会保障、市场要素配置、收入分配等领域实现制度性创新突破。唯有通过搞活企业和提高政府与企业投资的有效性，增加广义社会成员收入形成的消费能力，以及消除要素价格扭曲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的“预防性储蓄”陷阱，才能真正激活14亿人口的消费潜能与势能，推动国民经济从“高储蓄-低消费”的生存型均衡，向“收入增长-消费升级”的发展型均衡跃迁。

（作者袁云峰为财政部博士后；贾康为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编辑：李高超）

责编 | 杨明慧

封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