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以惩治一些作奸犯科之人，但对于战争却无能为力，显示了法律孱弱的一面。

孟子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的好朋友，请他帮忙照顾。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一直在受冻挨饿，那位朋友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您说这该怎么办？”齐宣王答道：“那就和他绝交吧，这样的朋友不值得继续交往！”孟子又说：“有一个执行法纪、掌管刑罚的长官，连他自己的部下都约束不了，您说这该怎么办？”齐宣王说；“那就撤他的职，这样的官员怎么配继续留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呢！”孟子听齐王这样说，就又问道：“在一国之内，政事混乱，朝野不宁，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您说这又该怎么办？”这次齐宣王却不能那么肯定地回答孟子的问题了，他看了看自己左右的随从，然后尴尬地将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以这样的逻辑来推断，倘若一个人杀了人，那么他就犯了死罪；躺着一伙强盗杀进村庄，杀了很多人，那么强盗都要犯死罪；倘若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杀了很多人，征服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变得强大起来，国君以及士兵不但没罪，而且有功。

周天子把亲戚分封到各地做诸侯，诸侯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君，可以订立法律，具备生杀予夺大权，就像是土皇帝一样。诸侯之间总是发动战争，不是你吞并我，就是我吞并你。实力强大的想要吞并实力弱小的，实力弱小的要依靠实力强大的，而实力强大的国家之间可以发动战争，可以结成军事联盟。一旦发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两个国家的法律就不是那么有效了，因为法律的功能有一定的限制，只会限制在国家以内，对国家内部的人员进行一定的约束，而对于国家外部的人员就没有太大的约束，除非外国的人进入这个国家，才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倘若两个国家发动了战争，那么两个国家的法律就会暂时失去效力。谁杀人多，谁就占了上风；谁武器装备比较厉害，谁就占了上风；谁能征服对方，谁就可以做大做强。即便好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能战胜那个国家。几个国家的国君联合订立法律，要处死一国的国君，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一定能把他绳之以法，除非把那个国家征服，才可以惩罚国君。

古代老百姓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单纯，大多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仅此而已，更多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宣传到位，老百姓也不会知道。他们只知道一些儒家的仁义道德，会搞迷信活动，而这些思想的传播都是以权力系统做背书的，或者说在权力系统的推动下，这样的思想才得以传播。人们不敢轻易打架杀人，一旦杀人就要偿命，可是一旦发动战争，杀人的事情就成了正当的事情，也成了法律赋予的事情。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就要防御敌人的入侵，而一旦把对方定义为敌人，就可以进行杀戮了。谁杀人多，谁就是英雄好汉，甚至要受到国家的表彰。谁杀人少，谁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不会受到国家的表彰，谁要是惧怕杀人，逃避杀人，就相当于临阵脱逃，要受到军法的处置。如此一来，战争中的杀人就成了正当的事情，也成了竞相比赛的事情。杀人最多的士兵或将军被授予军功，被国家表彰。倘若站在敌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可是战争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的法律限度，甚至被交战国赋予了法律应有的属性，说战争是正当的，尤其被赋予了防御、保护人民这样的说法。

人的意识就是这样，一旦遵从国家的意志，就会身不由己。当国家把另一个国家定义为敌对方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将军和士兵就会产生敌对心理，而这种敌对心理只是在意识中造出想象中的敌人，却和实际情况不符。国君会利用宣传优势丑化敌人，激起士兵和将军的愤慨，趁机发动战争。即便是侵略战争，国君也要发动，而且要冠以正义的名义，等于给士兵和将军洗脑了，让他们遵从国君的指令去奋勇杀敌。倘若国君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那么侵略战争就成了非正义的，而杀人越多的士兵和将军就成了刽子手，而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可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胜利谁就有权力书写历史。侵略战争胜利的一方会美化自己的行动，还要写进历史教科书，让后代人产生了严重的误读，但后代人照样被洗脑，弄得是非不分，甚至一遇到风吹草动，就要蹦出来说几句话，甚至要一起闹事了。

法律是为统治阶级制定的，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可以随时被修改，而修改的特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发动战争的时候，统治阶级会借用法律条文。倘若一些法律条文不够用，统治阶级就会悍然修改法律，让战争变得合法，同时美化战争，宣传出去，给人们形成洗脑效应，当然也就可以号召人们在战场上大肆杀人了。一旦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国家行为，个人不用承担任何罪责。如此一来，战争颠覆了法律，和法律相悖，但统治阶级改写了法律之后，就会让战争合乎法律，被冠以合法的名义，当然战争中的杀人也就变得合法了。由此来看，法律有孱弱的一面，而战争整个颠覆了法律体系，让法律的诡辩内容昭然若揭。

倘若人们不明白法律的自相矛盾，不明白法律孱弱的一面，就看一看古今的战争事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