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三会”制度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诞生，有效提高了基层民主自治水平。

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三会”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引发基层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为更好回应居民需求、有效破解治理难题而开展的自发探索，解决了居委会民主选举后日常运作各环节的民主参与问题，创造了一个在基层社区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治理“法宝”。

今年，这项被写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基层治理机制迈向第二十五个年头。面对不断变化的治理新趋势、新挑战，这项从上海基层社区“长”出的治理机制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力？

今天，深化发展新时代基层治理三会制度研讨会召开，各界专家学者、“小巷总理”围绕于此建言献策。与会专家认为，面对当前更为复杂的基层社会，对标群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三会”制度仍有诸多需要深化思考和优化提升的空间。

明确总导则，根据场景“定制”细则

经过几轮完善，“三会”制度逐步形成了以“议题征询+听证会搭配公示制”为核心的决策形成体系，以“民主恳谈+协调会搭配责任制”为核心的矛盾协调体系，以“监督合议+评议会搭配承诺制”为核心的监督评价体系。

具体来看，三个子体系下都有完整的规则程序设计，具体到会议时间顺序、每场会议的不同阶段安排、议事规则以及具体操作流程等均作了详细安排，完整地呈现了居民自治的闭环式运行体系。

然而，长期跟踪观察“三会”制度的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马西恒发现，系统设计完善固然重要，但倘若制度规定过多过细，反而不利于居民区干部熟练掌握和使用。

他建议，接下来深化“三会”制度，要重点着眼于场景适应性。比如，在现有基础上制定基层治理“三会”制度总应用导则，明确“三会”制度核心环节的适用面，为其全链条贯通基层民主五大环节以及全方位贯通基层治理各类事务提供前提条件。

从社区到街区，“三会”制度有机嵌入

调研中，不少社区干部直言，“三会”制度确实能够解决问题，自己也愿意运用，然而对于是否要使用经常面临着一道计算题——效率与质量。

“通过‘三会’制度协调的难题大多将讨论环节前置，在前期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达成各方共识，这无疑会使后期项目成效更易获得居民认可。”有社区干部认为，“三会”制度的广泛参与，让居民们不再成为旁观者，而真正成为社区的一份子。身处其间的他们，不再从旁指摘点评，更知晓各项治理问题推进解决中的难处。

然而，解决成效较好的“三会”制度却并非适用于每个社区治理难题。“基层治理面临上面‘千条线’，如果每个难题都通过‘三会’制度来解决难免会使效率打折扣。”有社区干部如此感慨。

对此，马西恒认为，想要避免“三会”空转，关键在于提升这项制度的“嵌入性”。比如，将“三会”制度全面嵌入街道行政协商、街区共同治理、楼宇园区自治等，并分层分类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各种场景下“三会”实施的组织主体、事项清单、运作平台、执行责任。

克服“本领恐慌”，提升意识能力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做好任何事情的关键，都在于依靠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基层治理“三会”制度的提升拓展亦是如此。

“倘若没有一支能驾驭好‘三会’制度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那么这项经由25年逐步完善优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也将没有用武之地。”现场专家的这番话，得到一致认可。

为此，有专家建议，要重视对基层治理骨干开展针对性培训。特别是，分层分类提高基层治理骨干运用民主方法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具体来看，部分年轻社区干部存有“本领恐慌”。比如，因为对加装电梯、修剪树木等社区治理难题的相关法规法条不熟悉、不了解，致使其没有动力主动直面提出反对意见的社区居民。

马西恒建议，针对经验能力不足的社区干部，要围绕“三会”制度规范、各流程环节运作、会议主持和掌控技巧等方面，抓好各层、各类协商议事平台会议召集人的培训。“只有当年轻社区工作者们会用、善用‘三会’制度，这一治理工具才能真正物尽其用。”

作者：王嘉旖 刘畅

文：王嘉旖 刘畅 图：资料图片 编辑：周辰 责任编辑：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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