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19日消息（记者 费权）近日，“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事件持续发酵——1959年庞莱臣后人庞增和捐赠的137件“虚斋旧藏古画”中，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件作品被南博鉴定为“伪作”后，于1997年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被“顾客”买走，2025年疑似该画作以8800万元估价亮相拍卖预展。这一事件不仅引发公众对文物保护的广泛关注，更凸显出博物馆在“捐赠伪作”鉴定、处置、告知等环节的法律争议，围绕这些核心问题，结合《博物馆条例》《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央广网采访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林斐然律师进行解读。

林斐然表示，博物馆对入藏和在藏文物的鉴定绝非“可做可不做”的选择，而是明确的法定义务。根据《博物馆条例》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博物馆接收捐赠文物后，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或具备资质的专家团队进行鉴定，形成规范的鉴定记录；对已入藏的文物，若存在真伪、价值争议，也需重新组织鉴定，这既是区分文物等级、确定保护力度的基础，更是保障国有文物安全的关键举措。从南京博物院的处置来看，其曾于1961年、1964年两次组织专家鉴定争议画作：1961年原文化部专家组（张珩、韩慎先、谢稚柳）认定《江南春》“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1964年王敦化等三位专家再次鉴定为“假”。单从鉴定程序看，南京博物院履行了基础义务，但林斐然强调，鉴定记录的完整性、专家资质的合规性，以及是否留存鉴定过程的核心依据，仍是判断鉴定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这些细节将直接影响后续“伪作”处置的正当性。

即便文物被鉴定为“伪作”，博物馆也不能随意处置。林斐然介绍，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需另行专库存放；必须处理的，需经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外部专家复核，造具清单报主管文物部门批准后，方可妥善处理”。而《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若需将文物“退出”馆藏，有捐赠协议的需按协议执行；无协议的，必须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同时还需将“退出理由、处置方案”在博物馆官网、当地主要报刊及主管部门网站公示，公示结束后向主管部门备案。对照南京博物院的做法，1997年其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文物的报告》，获批后将《江南春》划拨给省文物总店，2001年该画作被低价卖出，但庞莱臣后人庞叔令表示，“从20世纪60年代鉴定到2001年卖出，三四十年间家人毫不知情”。

这正是此次事件的争议核心，林斐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受赠人需向捐赠人返还已交付的伪作”，但核心判断依据是捐赠协议：若协议中约定“鉴定为伪作可退回”，博物馆需按约定执行；若无协议，从法律层面无强制退回义务，但从伦理和公信力角度来看，“优先通知捐赠人、提供退回选择权”是更合理的做法。

“捐赠行为本质是公益善举，博物馆作为受赠方，不仅要遵守法律，更要维护捐赠人与公众的信任”，林斐然举例，若南京博物馆在处置《江南春》前告知庞家“画作被鉴定为伪作，拟划拨处置”，庞家或许会选择收回画作，而非如今引发诉讼、损害博物馆公信力。尤其像庞莱臣这样的知名收藏家，其捐赠的“伪作”可能仍有家族传承或研究意义，退回不仅能保障捐赠人权益，也能减少纠纷，这是法律条文之外的“情理责任”。

在文物保护领域，“很多人认为‘伪作’就是‘垃圾’，这是常见误区”，林斐然强调，“伪作”的价值需从历史、工艺、市场等多维度判断：例如唐代风格的画作在明代仿制，可能保留了唐代绘画技法的关键特征，具有重要的艺术史研究价值；部分高仿品因仿制工艺精湛、传承有序，在市场上也具备流通价值。他表示，博物馆在处置“伪作”前，需全面评估其是否具备“研究价值、工艺价值”，而非简单以“真伪”定“生死”，若存在潜在价值，即便不纳入馆藏，也应通过更合理的方式处置，如移交科研机构、公立美术馆等，而非直接流入市场低价变卖。

目前，该事件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将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林斐然表示，此次事件为全国博物馆敲响警钟，处理“捐赠伪作”既要守住“鉴定合规、流程合法、告知到位”的法律底线，也要兼顾文物的多元价值和捐赠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国有文物管理的严肃性，又保护公众参与文物捐赠的积极性，让“文物保护”真正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