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7日，海南洋浦，一场仲裁庭审正在进行。

庭上，仲裁员是一位中国籍的海事专家；庭下，申请人是新加坡公司，被申请人是海南企业。而就在几个月前，这起纠纷约定的争议解决地，还是新加坡。

经党中央批准，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一国家战略落地，既释放“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政策红利，更考验海南对接国际规则、化解跨境纠纷的司法能力。

面对纷至沓来的国际商事主体，如何妥善化解涉外纠纷、增强司法公信力，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课题。近日，记者深入司法一线， 通过四位亲历者的故事，解码海南以“开放、专业、创新、高效”的司法实践，回应全球信任之问，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法治根基。

开放：“我在法庭当调解员”

艾撒洛是一位西班牙人，精通西班牙语、英语、汉语，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当外籍特邀调解员。

“你是怎么成为调解员呢？”艾撒洛告诉记者，2019年底，他作为在琼外籍人士代表受邀参观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后更名为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偶然听说这里需要外籍调解员。“我就报名了，经过面试和资格审查后就入选了！”

一开始艾撒洛并不太知道这份工作需要做什么。

随着参与调解案件的增多，他越来越明白这份工作的价值。

“我要翻译语言，还要翻译规则和不同的文化。”据艾撒洛回忆，一位法国男子因为家庭纠纷找到法庭，情绪激动。艾撒洛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孙媛陪他坐在接待室里，听他用英语夹杂着法语倾诉。艾撒洛一边安抚当事人，一边向法官转述关键信息，再向法国男子解释中国的司法程序。

“他们担心听不懂，怕吃亏。”艾撒洛说，“我的存在就是告诉他们：你看，这里有懂你的人，这里的法官也愿意听你说话。”

“身在国外，有‘老乡’帮忙调解，肯定会安心很多。”孙媛认为，外籍调解员的参与，显著提升了涉外当事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了解，有利于涉外纠纷的化解。

如今，艾撒洛的名片夹里多了不少外国商人的联系方式。“他们知道有我这么个人，遇到事情会先来问问。”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充满自豪。

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林婷说，吸纳外籍调解员参与 “1+1+2”（1名法官、1 名书记员、1名中国籍调解员及1名外籍调解员）调解团队，是落实涉外纠纷化解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 旨在减少文化隔阂，增进相互信任，提升纠纷化解效率，展现中国司法的开放姿态。

专业：“我是一名技术调查官”

胡小龙有两个身份——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以及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官？到底是个什么‘官’？”面对提问，胡小龙笑着解释，“简单说，就是 在案件审理中把遇到的技术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让法官更明白。”

在知识产权案件里，法律争议往往和复杂技术缠在一起。如源代码比对、基因亲缘分析等专业问题，单靠没有学习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难以破解。

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发展关键节点——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聘任制公务员型、交流型、兼职型三种选任方式， 这一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核心目标是让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技术事实认定更客观准确。

胡小龙就曾参与一起发明专利侵权纠纷的诉讼活动。那段时间，他去涉案产品的现场进行勘测，并通过检索教科书、查找工具书等对核心的技术问题进行事实认定，最终形成一份详实的技术分析报告。“我的工作，就是帮法官拨开技术迷雾。”胡小龙说，“把专业术语转化成通俗的语言表达，为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提供参考意见。”

“我们审理的技术类案件，标的额达7.9亿元。”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冠兵介绍，这些案件背后，是创新成果的生死较量，而技术调查官就是破解专业事实查明难题的“关键钥匙”。

目前，法院已聘任三批共21人次技术调查官，覆盖机械、医药、新材料、植物新品种等多个领域。有技术调查官参与的23件案件中，已审结的15件无一被改判或发回重审。

这项制度的价值，在“隆科638S”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湖南某种业科学研究院发现，张某疑似在海南利用其享有权利的“隆科638S”母本开展生产活动。技术调查官张俊芳介入后，通过专业分析，明确了被诉种子与授权品种的亲缘关系。

有了这份关键的技术支撑，法院顺势转移举证责任，最终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侵权成立。这起案件，不仅敲响了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的“第一槌”，还入选了2021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志辉说，我们着力构建以技术调查官为主，司法鉴定、技术专家咨询、专家陪审员、专家辅助人等为辅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通过这一制度， 让每起知识产权案件审理都经得起专业检验，向全球创新主体传递司法守护的信号。

创新：“整个流程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殷嘉科是一名专门代理涉海事海商与国际仲裁纠纷案件的律师。2025年，他代理的一起跨境纠纷，让原本约定在境外解决的争议，最终落地海南—— 这也是中国内地首例依据自贸港法规落地实施的涉外临时仲裁案。

案件的双方，是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殷嘉科的委托人）与海南一家海运公司，纠纷核心是一笔拖欠的燃油款。纠纷发生后，新加坡船务公司向海口海事法院洋浦法庭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海南海运公司名下船舶。

“保全顺利获批，但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在一个月内确定提起仲裁或者诉讼。” 海口海事法院洋浦法庭庭长雷鸣介绍，当时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解决。

就在殷嘉科准备启动境外仲裁程序时，雷鸣向其介绍了海南自贸港临时仲裁的相关政策。《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若干规定》明确了临时仲裁的配套条款，允许临时仲裁当事人直接向法院申请保全，这在传统仲裁程序中是难以实现的，加上洋浦就地解决程序的便利、成本优势，让双方动了心。

经过两周的利弊权衡，双方决定变更仲裁条款，将仲裁地改到海南。

2025年2月27日，庭审在海南儋州洋浦开庭。所谓临时仲裁，是指双方共同选择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裁决作出后仲裁庭即解散的仲裁方式。“临时仲裁更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程序灵活、效率高、收费也更便宜。” 海南省仲裁协会会长刘道俊解释。

如今案件已顺利执行完毕，殷嘉科对海南这次临时仲裁经历的专业性印象深刻：“整个流程的规范高效，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海口海事法院洋浦法庭庭长雷鸣指出，该案彰显了自贸港的规则竞争力，为全球商事主体提供了多元化的中国选择。

高效：“让解纷像网购一样简单”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国际商事法庭，法官龙蜀娟的战场不仅在高高的审判台，还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屏幕上，一起跨境纠纷将正通过海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异步处理，数字卷宗流转，程序节点自动提醒， 该套系统，也是全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

龙蜀娟介绍，法庭此前处理过一起跨境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因交付问题僵持不下。通过ODR平台，纠纷被委托给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IDRRMI）调解。调解、送达等全流程线上完成，从平台委托到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仅用8天。

不少当事人起初抱着尝试心态选择ODR平台，却被其便捷性打动：支持邮箱登录与多语言自动切换，电子证据可加密上传，还能实时生成带时间戳的送达凭证。“在家就能提交材料、参与调解，很方便高效。” 一位体验过ODR平台的境外当事人通过视频连线告诉记者。

更让当事人安心的是平台的“全流程留痕”功能。从立案申请到调解员指派，从证据交换到调解协议签订，每一步操作都有加密记录，数据不可篡改。龙蜀娟介绍，平台还接入了跨境电子认证、在线缴费、司法确认等配套服务，形成“调解—仲裁—诉讼”无缝衔接的闭环。“比如调解成功后，当事人可以直接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拿到和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执行起来也不用再跨境奔波。”

截至目前，ODR平台已引入20多家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及法律服务机构，汇聚中外调解员、仲裁员超500名，支持多种语言在线服务，涉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处理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一半以上。以此为基础，海南自贸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应运而生，提供线上线下双重服务，全面对接“海易办”等官方平台，覆盖咨询、调解、仲裁、庭审全链条。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雪茹表示，ODR平台是“诉讼-调解-仲裁”三位一体机制的实践载体，其本质是以科技赋能司法，将司法效率转化为营商环境竞争力。

从艾撒洛的“跨文化桥梁”，到胡小龙的“技术解码”；从殷嘉科见证的“制度创新”，到龙蜀娟守护的“云端效率”， 海南的司法创新，既是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法治保障，更是中国以司法开放回应全球治理需求的生动实践。

当“中国海南”成为国际商事主体信赖的纠纷解决“优选地”，这份信任背后，是中国司法成熟自信的时代印记，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根基，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司法担当。

来源：天平阳光客户端

出品：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策划：张伟刚、张立叶、李硕

统筹：张立叶、龙牧羊

记者：张立叶

编辑：张立叶

鸣谢：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