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海南即将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在此背景下，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南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艳婷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王艳婷表示，从设立经济特区、加入WTO、推动自贸区建设，再到如今的海南全岛封关，中国的对外开放路径实现了从“要素和政策开放”向“规则和制度开放”的根本转变。

开放路径

从特区窗口到制度型开放

羊城晚报：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设立经济特区、加入WTO、推动自贸区建设，再到如今的海南全岛封关，你如何理解这背后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转变？海南封关所代表的新一轮开放，在当下这个节点，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王艳婷：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拉成一条长轴，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却并非一蹴而就的逻辑演进：开放的重点，从“要素”和“政策”，逐步走向“规则”和“制度”。1978年以后，中国最初面对的是“怎么打开一扇窗”的问题。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沿海开放城市，本质上都是在有限空间内，通过给政策、给权限、给弹性，先把市场机制“跑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窗口式、试探式开放，重点是解决“有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嵌入式开放。通过系统性承诺，将国内规则嵌入国际贸易体系，用外部规则倒逼内部改革。这个阶段解决的是“怎么融入”的问题。

而今天，海南全岛封关，所代表的已经是第三种逻辑：制度型开放。不再只是适应规则，而是系统构建一套与国际高标准相衔接，并具有稳定预期的制度环境，回答的是“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开放制度”。海南全岛封关，它不再局限于“给政策”“给优惠”，是通过系统性重构贸易、投资、税收、监管等基础制度，在更大范围内验证中国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兼容性与稳定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海南封关看作一个“时代标志”。在全球经贸体系分化、规则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在此时推进最高水平的开放压力测试，本身就释放出一种非常清晰的信号：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长期制度选择；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塑造。

不同使命

深圳“改体制”，海南“建制度”

羊城晚报：与当年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相比，国家赋予海南自贸港的核心使命有何本质不同？

王艳婷：很多人习惯将海南与深圳、浦东作类比，但在我看来，这三者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承担的国家使命，其实有着本质差异。

深圳特区，解决的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破题；浦东新区，承担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放大改革经验”的使命。而海南自贸港，则更多是面向国际规则体系的制度接口。换句话说，深圳和浦东更多是为中国自身发展“改体制”，海南则是为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建制度”。这决定了海南自贸港的成功标准，不能简单用GDP增速、投资规模来衡量，而要看它能否形成一套可预期、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制度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海南自贸港从一开始就不是“优惠叠加型”的发展模式，而是强调“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背后的制度稳定性，强调法治、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的同步提升。海南承担着为国家探索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的任务，包括在贸易、投资、税制、金融、数据、法治等领域，探索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度衔接，同时验证这些规则在中国制度框架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海南要回答的是“中国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持续开放，并保持制度自信”，这种使命决定了海南的发展逻辑更重质量、耐心和稳定预期。

根本不同

立足“双循环”，重在“可复制”

羊城晚报：12月18日，海南将启动全岛封关。“全岛”测试的规模前所未有。海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经济体，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王艳婷：从技术层面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非全新概念，但把这一制度放在一个全岛范围内实施，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海南的不可替代性，首先来自其地理条件。作为相对独立的岛屿经济体，海南天然具备清晰的物理边界，这使得制度压力测试可以在“可控范围”内展开，全岛封关可以实现监管链条闭合，有利于风险识别、追踪和纠偏，不容易产生系统性外溢风险。其次，是经济结构的可塑性。海南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产业结构相对单纯、人口规模适中，也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外溢的概率，更适合作为制度创新的“实验场”。这并不是劣势，而是制度试验所需要的空间条件。

羊城晚报：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往往需要独特的历史契机和地理条件。海南可以从新加坡、迪拜、香港这些成熟的自贸港分别最主要借鉴什么？又必须在哪些方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的新路？

王艳婷：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更需立足国情与省情，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从国际经验来看，新加坡、迪拜和香港分别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参照。新加坡的核心启示在于高标准规则对接与税制设计，可借鉴其规则清晰、执行稳定与政府的高效；迪拜的启示在于多元化战略与灵活的自由区政策，可以借鉴其对全球资本和人才的高度包容性，打造开放平台方面的制度弹性；香港的经验突出体现在制度集成与离岸功能，应重点学习其法治环境、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信用积累。

但海南不能也不可能照搬任何一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海南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推进开放，其目标不仅是效率最大化，还要强化“双循环”枢纽功能、统筹社会公平、生态保护和国家安全，其优势不在“离岸”，而在“可复制、可推广”。这决定了海南更强调制度创新的可控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短期政策红利。海南必须在发展路径上保持耐心，避免短期政策刺激带来的制度透支。

协同蓝图

“海南先行试，湾区集成用”

羊城晚报：封关之后，海南在营商环境竞争力、规则“软联通”、吸引全球要素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您认为海南在封关后，最需要在哪些“软环境”指标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让国际投资者感到真正的“安全”和“稳定”？

王艳婷：封关之后，海南将进入与国际自由贸易港正面比较的阶段。此时，真正决定竞争力的，已经不再是税率和土地成本，而是制度环境。

从国际投资者视角看，最核心的“软环境”指标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二是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三是司法和商事纠纷解决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四是数据、信息和规则的可获得性。海南在这些方面已有良好基础，例如全国首个省级营商环境建设厅、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等，但封关后，标准会更高、比较会更直接。只有当市场主体形成“规则高于个人、制度重于审批”的稳定预期，国际资本才会真正“留下来”。

因此，海南最需要突破的“软环境”指标，包括：行政审批的一致性、司法独立性和专业性、政策调整的程序化，以及数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只有当市场主体感受到“规则比人重要”，安全感和长期信心才会真正建立。

羊城晚报：从国家全局看，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与香港，在功能上应形成一种怎样的“竞合关系”？两者如何协同，形成国家对外开放的“双引擎”？

王艳婷：从国家整体开放布局看，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并非竞争关系，而是战略互补下的协同。香港依然是全球金融、航运和专业服务枢纽，其制度成熟度和国际信用难以替代；海南则更适合作为制度创新的前沿试验区，在新规则、新模式上“先行一步”。

理想状态下，海南在制度上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香港凭借成熟市场体系放大这些制度成果；粤港澳大湾区则承担制造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功能。推动大湾区研发服务与海南增值转化的产业协同，“海南先行试，湾区集成用”的规则协同，“离岸在岸联动”的市场协同闭环，三者协同运转，构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双引擎”甚至“多节点网络”。

未来之考

主动供给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羊城晚报：在“全球化分裂”和“规则重构”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成功的海南自贸港，其最终意义可能超越吸引投资和促进贸易。您认为，中国该如何继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

王艳婷：一个成功的海南自贸港，其意义不应止步于吸引投资或提升贸易额，而在于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重构提供现实样本。它的价值在于，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样本：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如何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保持制度自主，如何将国内规则逐步转化为国际可理解、可接受的制度安排。制度型开放的核心，不是被动“接轨”，而是主动供给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如果说过去的开放更多解决“能不能进来”，那么海南自贸港要回答的，是“进来之后是否愿意留下来并长期合作”。海南自贸港的探索表明，制度型开放的最终意义在于通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

未来，中国需要在更多领域形成这种制度优势——对接并引领国际高标准规则，打造多层次制度型开放平台，深化服务业开放与监管改革，构建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统筹安全与开放，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以规则稳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以制度可信度增强国际合作韧性，以改革纵深化推动对外开放高水平。

统筹｜孙晶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绮曼 陈泽云

编辑：严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