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上市冲刺的关键节点，突遭高额专利侵权诉讼“狙击”，这样的恶意阻挠行为终被司法亮剑。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一起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中，最高法终审判决认定原告行为系为阻挠被告上市而发起的恶意诉讼，需赔偿损失并公开致歉，以此惩治“碰瓷式诉讼”。

这场诉讼的爆发时间颇具“针对性”。据法院审理查明，灵某公司在推进上市进程期间，突然收到金某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状。金某公司以灵某公司侵害其“一种混合装置”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索赔经济损失高达2300万元。

对拟上市企业而言，重大诉讼信息属于必须披露的事项，直接影响上市审核进程。受此诉讼影响，灵某公司不得不暂停上市工作，全力应对侵权纠纷。灵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积极应诉的同时，其随即对金某公司提起反诉，指控对方构成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并消除影响。

随着案件深入，金某公司的“维权”破绽逐渐显露。法院查明，金某公司在起诉前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涉案专利的评价报告，而该报告初步结论明确为“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明知专利权利基础不稳定，金某公司却刻意隐匿该报告，未向法院主动提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金某公司的行为明显超出正当维权范畴，构成恶意诉讼，遂作出前述判决。金某公司不服，以“诉讼具有合法依据”为由提起上诉。

最高法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了恶意诉讼的认定逻辑。法院指出，综合多项因素足以判定金某公司主观恶意明显：其一，涉案专利经评价不符合授权条件，权利基础不稳定；其二，刻意隐匿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违背诉讼诚信；其三，侵权与否的判断并不复杂，但其索赔2300万元明显畸高；其四，起诉时机恰在灵某公司上市审核的关键阶段，难谓巧合。

最高法院认为，金某公司无视自身权利基础不稳定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在比较容易判断本案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且知晓被诉侵权产品实际价值的情况下，仍在灵某公司上市过程中提起本案侵权诉讼，且提出显然无法获得支持但却能影响灵某公司上市进程的赔偿数额，足以表明金某公司提起本案专利侵权之诉并非正当维权，而是意在拖延灵某公司的上市进程、损害灵某公司权益，属于滥用权利，构成恶意诉讼，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为治理“针对性恶意诉讼”提供了三重司法指引。最高法明确了“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的认定方法，指出判断恶意诉讼需综合考量起诉时机、诉讼请求、利益失衡程度等多重因素，破解了“单一证据难定恶意”的实践难题。

在责任承担上，法院实现了“精准惩治”。针对金某公司“通过负面影响阻挠上市”的核心意图，除判决赔偿40万元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外，特别要求其在资本市场专业平台发布公开声明消除影响，直接遏制其恶意目的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该案清晰揭示了恶意诉讼“起诉即侵权”的本质。最高法指出，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自起诉时即已发生，被诉方为应对诉讼而支出的费用，均与起诉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起诉人应全额赔偿。这一认定为被诉企业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力震慑了“碰瓷式诉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