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案件：即便没有直接看到上下级之间的聊天记录或指挥指令，开庭时间久了，也能明显感觉到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正在实时接受指挥。很多同行或许也有类似经历，会发现审判席上的法官仿佛“提线木偶”，律师在庭审中表达的内容，似乎会实时传输到幕后，幕后有一群人在紧盯，而法官则不断盯着面前的屏幕，根据屏幕提示回应律师。

其中最夸张的一次，发生在山西的一个案件中。按规定，开庭时合议庭成员每人都有屏幕，能看到庭审相关内容，法官和公诉人的屏幕通常都是打开的，但律师这边的屏幕却时常“出问题”。当律师提出异议时，法院会以“设备有限、无法更换”为由搪塞，律师若以屏幕坏了为由要求不开庭，也缺乏合理依据，只能被迫在没有屏幕辅助的情况下继续庭审。庭审进行了三天，到第二天举证质证阶段，只要我发表质证意见，法官看完后就会让公诉人回应，而公诉人总是对着面前的电脑念答案。要知道，公诉人庭前无法拿到我的完整质证意见，我在法庭上多是结合案件情况自由发挥，可公诉人的回应却像是提前准备好的，即便有时答非所问，也始终对着屏幕念诵。后来我申请反答辩，快速表达观点后，法官又会让公诉人继续答辩，这时公诉人常会说“李律师麻烦你慢一点，我没听清楚”，这种反应更让我确信，法官和公诉人背后都有人在实时指挥。直到庭审休息时，当地一位律师跟我“八卦”，我才证实了这一猜测。他说因为这个案件，省检和省法的人都来了，专门“对付”我。

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往往无法控制公安、法院、检察院的行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力，但我们能控制自己面对这些情况时的做法。不能因为遭遇不公就“躺平”，放弃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关键在于思考如何应对。这个案件一审判决后，我们提起了上诉。我去见二审法院的法官时，这位年轻的男法官热情地和我握手，交流中他不慎说漏嘴，说“一审没问题，我都听了，一审程序没问题”，这让我瞬间明白，他就是当初在幕后参与指挥一审庭审的人之一。这种情况显然破坏了二审终审制，二审也因此陷入“虚置化”，失去了实质救济的意义，沦为走过场。在办公室的三个小时里，我没有和他谈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只聚焦一个核心：案件若有问题，责任该由一审法院承担，还是由他这个提前介入一审的二审法官承担。我告诉他，只要他维持原判，就是替一审法院背“大黑锅”，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沉重，这位法官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

最终，这个案件二审没有开庭就发回重审。案件发回后，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当地律师告诉我，一审法院当时很懵，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二审的指示判案，如今却被发回，心里满是不满，甚至带着“赌气”的情绪审理案件。但没想到，这种“赌气”反而让重一审的判决结果比我们预想的更好，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

其实，在刑事辩护中，面对“垂帘听审”和二审虚置化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应对。如果是无罪辩护的案件，我们其实希望法院能向上请示，因为越往上，法院越有可能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判案，律师的观点也更有机会被重视。我曾听北京高院一位法官说，他手上有50多个下级院报上来的案件，都被他驳回了，理由是“不构成犯罪，下级院自行改判”。可见，向上请示未必是坏事。我们真正需要对付的，是二审在一审阶段就强力介入、影响一审庭审的情况。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和辩护人通过二审获得救济的权利。而应对这类情况的关键，在于让法官意识到“责任”的重量。很多法官常年未受到律师的有效挑战，会心存侥幸，觉得“责任落不到自己身上”，但当我们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他们明白责任近在眼前时，他们就会重新重视案件。刑事案件的辩护，尤其是无罪辩护，非常考验律师对诉讼节奏、策略和方向的把握。律师手中的“武器”就是刑事诉讼法，我们不仅要熟练运用法律，还要洞悉公安、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的心理，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我是二审法官，在什么情况下会愿意改判或发回重审？如果我是一审法官，我的顾虑是什么，该如何打消这些顾虑？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权利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而且，我们不能仅凭“层级判断”就认定一审一定会按照二审的指示判案。

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案件：一审请示了二审，我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通过与二审合议庭的沟通发现，当初二审给一审的指示其实对当事人有利，但一审并未遵从。最终，这个案件在二审开庭后顺利发回重审。这说明，很多事情并非绝对，即便一审请示了二审，也可能出现“不按指示判案”的情况。所以，即便一审经历了艰难的抗争，且结果不利，我们也不能“躺平”放弃二审。就像我们团队办理的一起邦信案件，几名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被哄骗、恐吓，承认了“明知”的情节，做了不利笔录。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他们找到我们，坚持认为自己冤枉，不愿认下罪名。我们阅卷后找到新证据，与检察院沟通，最终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随后终止审理、撤销案件。如果这些被告人当初接受了“拘役”的结果，放弃抗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撤销案件。

刑事辩护的过程，既是与不公现象的抗争，也是对当事人权益的守护。只要不放弃，总能找到突破的机会，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