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草案明确规定，早茶经营者应当在菜单或其他显著位置，向消费者明示传统方式制作早茶和非传统方式制作早茶，两者可实行不同价格。对于传统早茶的界定，草案采用了较为精准的技术标准：从制成到食用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

关于传统与非传统制作方式的强制标注要求，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必要之举，还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茶位费的规范，能否真正回应外地游客的质疑？这些问题背后，需要立法者在文化传承、消费者权益与行业发展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西贝预制菜争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引爆了公众对于“餐厅后厨秘密”的普遍焦虑。消费者支付着不菲的价格，期待的是厨师的匠心手艺与新鲜食材带来的“锅气”，最终却可能发现自己吃到的是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料理包。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对预制菜技术本身的不信任，不如说是一种源于知情权被漠视的“价值背叛”。

广州在此背景下推出早茶保护规定，客观上是对这一社会情绪做出了积极回应。规定试图将“一盅两件”这一极具文化符号意义的消费场景作为突破口，探索如何在一个日益标准化的世界里，为消费者保留选择“烟火气”的权利。

然而，立法机构为一道菜、一种饮食习惯立法，其合理性的边界在哪里？这究竟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还是填补市场失灵的必要“补位”？反对者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自然演进，而市场的活力在于优胜劣汰。用法规去定义“传统”，不仅可能扼杀烹饪技艺的创新，还会增加商家的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关键前提：一个有效的市场需要信息对称。当消费者无法分辨面前的虾饺是半小时前手包的，还是半个月前工厂生产的，所谓的“用脚投票”便无从谈起。此时，立法并非要用权力的审美取代市场的选择，而是旨在修复信息鸿沟，将判断权真正交还给消费者。

当然，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鼓励产业的技术发展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强制标注“传统”与“非传统”，是否会无形中污名化后者，制造二元对立，从而阻碍粤式早茶的技术进步？这是该草案必须审慎处理的深层矛盾。有商家担忧“合规成本”，但相较于因信息不透明而导致的信任崩塌，这种成本或许是值得的。事实上，强制标注也为采用现代技术的企业提供了一个为自己正名的契机，借此能向公众宣传食品安全、品质稳定、营养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广州此次立法草案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一项具体的立法技术——允许“实行不同价格”，巧妙地化解了矛盾。这并非在“传统/非传统”之间画下非黑即白的界线，而是引导市场进行良性的分层——坚守传统手作的酒楼可以凭借其文化价值与稀缺性获得品牌溢价。而采用工业化生产的连锁品牌，则能以高性价比和出品稳定性吸引目标客群。不同技术路线都能找到清晰的价值定位和发展空间，最终受益的是拥有了更多元、更透明选择的广大茶客。

此次广州早茶立法草案颇具“技术含量”，它跳出了“何为正宗”的文化辩论，精准聚焦于修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性问题，将消费者权益置于核心，为如何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高效率与我们珍视的传统“烟火气”之间取得平衡，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广州方案”。技术进步永远值得鼓励，但技术进步必须对它的服务对象——顾客保持诚实。“一盅两件”的烟火气，值得用法律来守护。 □麦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