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6日，美国一名法官驳回了中国大疆提出的从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工企业（CMC）名单中移除的请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已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大疆为中国军方做出了贡献。

此前，美国国防部曾在2022年将大疆添加到其黑名单中，而大疆在这之后的16个月里一直在试图与国防部接触，以了解其被指定的理由，并试图向该部门证明大疆不是法定标准下的军工企业。但这些努力最终无果，美国国国防部在2024年1月将其重新指定为“中国军工企业”（CMC）。大疆于是在2024年10月18日提起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做出此次判决的弗里德曼（Friedman）法官，也正是此前在7月11日，维持将中国禾赛集团列入CMC名单判决的法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该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集中对中国CMC清单案件做出2项判决，最终都是国防部胜诉。中国企业应当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法院态度——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高度谨慎、对行政部门的极大尊重——以及具体的法律分析予以特别的关注！

一、法院判决凸显三大核心立场1、“军民融合贡献者”定义的“推定论”

大疆案争议的法规是《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60H条。根据其授权，如果美国国防部认定某实体符合特定法定标准，则可将其指定为“中国军事公司”（CMC）。

在大疆案中，一个关键的争议在于对“军民融合贡献者”定义。美国国防部认为大疆符合第1260H(d)(2)条中“军民融合贡献者”定义的三项：

（1）第1260H(d)(2)(A)条：通过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NETC)项目接受政府援助；

（2）第1260H(d)(2)(B)条：与中国工信部的关联性认定，包括研究和项目伙伴关系；

（3）第1260H(d)(2)(E)条：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关系。

根据该法院在禾赛案中设立的先例，只要企业主体满足上述三项定义中的任何一项，它就是军民融合贡献者。对于后两条，法院认为国防部提供的证据不足。因此，该案的重点之一就集中在第一条的认定上。

值得企业注意的是，国防部同样未能证明大疆目前正在因其通过国家企业技术中心（NETC）认定而接受援助。但国防部提供了已申请并获得许多与NETC认定无关的项目和补贴。法院居然认为，“鉴于大疆从各种中国政府实体接受这些其他形式援助的丰富历史，可以合理推断大疆也通过NETC项目接受援助”，即大疆申请和接受其他政府援助的记录证据足以支持美国国防部的结论。

2、技术军事应用标准扩大化

在认定大疆是"军民融合贡献者"后，法院下一个问题是大疆是否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法院大量引用了其在禾赛案中的观点，“如果一个实体生产的产品或技术具有实质性的（substantial）军事应用或得利（benefit），则可以认定该实体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这其中包含了2个方面：

（1）技术的实质性军事应用即标准：法院认为，证明一个产品“可以同时具有商业和军事应用”是不够的，即法院并不是单纯凭借其技术属性判断，而是基于“技术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和实际军事应用的事实”的判断。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是，大疆以其政策禁止技术用于军事行动，但法院认为，“政策是否禁止军事使用无关紧要”，即如果有军事实体违反了其政策的事实，即可认定其“实质性军事应用”的性质。

（2）与军事实体的合同关系非必要：与禾赛案一样，法院否定了大疆的辩解，认为“与政府存在某种合同关系、为政府供应军事产品或服务”并非必要条件，而是同意国防部的观点，该实体只要“具备执行特定活动能力”即可。

3、损害认定标准严格：小米案不被参考

大疆提出了两种理论，说明美国国防部通过CMC清单如何剥夺了其受保护的自由利益：（1）大疆剥夺了其从2026年开始投标国防部合同的能力；（2）该名单已造成其声誉损害，干扰了其开展业务的能力。

但法院驳回了这两个理由，认为其缺乏实质性的利益受损：

（1）假设性损害不受保护：仅仅是获得未来政府合同的“欲望”并不足以证明原告被剥夺了受保护的财产利益。大疆从未声称它有任何意图投标这些合同，使得与无法投标合同相关的任何损害过于“假设性”，无法作为宪法主张的基础。

（2）损害必须影响其业务：仅仅声誉受损也不受保护，原告必须证明美国政府施加的污名如此严重，以至于广泛地阻碍了原告的主营业务或贸易。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疆和法院对“小米案”的引用。法院认为大疆被指定为CMC清单不同，美国国防部对小米集团隶属于CCMC（中共军工企业）名单的认定，CCMC制裁计划禁止美国公民交易清单公司的公开交易证券。小米之所以胜诉，也与这一实质性损害相关。但大疆并没有被禁止证券的交易。

二、大疆和禾赛案的意义与影响1、司法尊重行政裁量权

在大疆案中，虽然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保罗•弗里德曼“不能断定”大疆“间接由中国共产党拥有”，但他仍然认为，美国国防部对此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该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国防部的多项指控（例如，法院认为，国防部认定大疆创新的工厂位于国家特别支持区时混淆了中国两个不同的工业开发区），但对于其中一些关键认定，例如“军民融合贡献者”的认定，法官基于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推断”，进而采纳了国防部的意见。

尽管大疆认为，大众和诺基亚的中国子公司“属性相似”，但它们并没有受到同等对待，弗里德曼法官表示，国防部“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将X 列入名单，同时决定不将Y 列入名单”。

此外，虽然法官承认国防部在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但仍旧支持其关键性的意见，并认为这些下次不影响结果则不构成撤销理由。

2、企业抗辩理由效力有限

从禾赛案确立的"实质性军事应用"标准来看，美国国防部对CMC的认定正在从实际军事关联向技术潜力评估转变，这大大扩展了可能被列入清单的企业范围。虽然在大疆案中，大疆提出了其政策声明中禁止军事应用，因此法院考察了大疆是否被实际地应用于军事行动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断：

（1）当企业的技术具有军事应用的潜力，即可能被列入CMC清单当中；

（2）企业采用“民用用途”的声明并不足以避免被列入CMC清单，还必须配合对于最终用户的采取系统性、预防性的对最终用户的控制举措，确保其事实上没有被应用于军事用途。

3、企业合规应对关键要素

大疆声称其“既不属于中国军方，也不受中国军方控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受了多方面的考量和审查，并不像企业认为的，只要与中国军方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即可。下面是在大疆和禾赛案中，法官对国防部和大疆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要素：

（1）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特别注意国有资本的投资；

（2）政府项目与合作：是否参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相关的科技项目；

（3）技术研发与应用：技术用途限定和最终用户控制机制；

（4）地理位置选择：公司或工厂的地址是否位于被标识为“军民融合”的园区。

三、未来展望与建议

禾赛已对弗里德曼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大疆表示，目前正在根据这一裁决评估其法律选择，很可能也会继续提出上诉。

未来，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CMC清单很可能继续扩大。虽然CMC清单对于企业的直接损害并不大，但声誉损害通常无法估计，也不排除CMC清单企业会被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列入更具有制裁性质的清单当中的可能性。中国企业需要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建立专业的合规团队和应对机制，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企业需要认识到，美国法院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已经显示出对行政部门的极大尊重，单纯的技术先进性和民用用途声明已不足以避免被列入CMC清单，企业必须从股权结构、技术研发、商业合作到地理位置选择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和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