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治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机制，什么时候才会终结？美国贸易政策还能回到之前那种开放的状态吗？怎样回去，是通过法院、国会、多边或双边谈判来实现，还是靠未来的美国总统单方面削减或取消关税？

司法程序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维持国际贸易法院（CIT）关于特朗普“解放日”关税非法的裁决。今年5月28日，CIT明确驳回了新关税获得授权的说法。裁决书基于宪法、法律和先例，充分论证了总统无权征收上述关税。预计联邦巡回法院所有12名上诉法官都会支持“总统越权”的裁决。当然，法官们或许会留个“后门”，亦即在紧急状态下，授权总统通过关税对贸易进行有选择地干预。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后，新关税仍然会继续生效，直至最高法院就行政部门提起的上诉进行听证，并做出裁决。

鉴于其政治敏感性，最高法院大概率会支持总统。毕竟，特朗普再次当选是基于他将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广泛关税，并对中国征收定向关税的承诺——这并非次要议题，而是总统政纲的核心。美国大选的结果，如同英国脱欧公投一样，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约束力，但却决定了事态的发展方向。

那么，最高法院又是怎样得出一个与下级法院相反的结论的呢？根据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大法官们可能会认为，总统征收关税是基于其外交权力，尤其体现在与其他主权国家，如英国、日本等达成协议时，实际上等于认可了总统的行动。

最高法院可能还会指出，紧急状态（如贸易逆差和外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在初始状态时往往不明显，就好比温水煮青蛙，但在关切程度足够高的情况下（青蛙快被煮熟了），是可以被认定的。亦即总统可认定那些“全部或大部分源自境外的”贸易逆差和不公平贸易行为已经累积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异常和重大威胁”，从而为总统行动提供依据。

法院还可能驳回关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中不存在关税权力的观点（无论具体情况如何），这一观点与CIT/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案件并行的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裁决相一致。此外，大法官们可能还会驳斥有关《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中不存在关税授权的观点。

国会

民主党很可能在2027年1月控制众议院（并在某个时候控制参议院）。他们反对总统把关税作为专权领域，并重申宪法赋予国会的监管商业的权力。这一进程或许会得到尚存的共和党中间派的支持，后者趋向于减少贸易保护的立场。

但美国不会立即恢复过去那种低关税。不论是国会还是新总统，大概率都会保留特朗普2.0谈判达成的关税协议，以免贸易规则再次突变，并激怒一些国内选民。至于特朗普2.0单方面向出口国征收的10%或15%的统一关税，国会可能会降低或取消。不过，根据总统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结果，国会也有可能选择性地恢复对特定国家和产品部门的关税。此外，在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之前，美国仍会对中国商品保持一定程度的歧视。

美国国会认为，它在20世纪70年代已限制了总统在关税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禁止在和平时期使用《与敌国贸易法》（尼克松实施临时10%进口附加税的法律依据），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进行了规范，并通过1976年《国家紧急状态法》明确了终止国家紧急状态的途径。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进一步限制了总统的关税权力。此外，国会对其他关税授权的使用也更为谨慎，如国际收支权力（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贸易报复权力（第301条）和国家安全措施（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未来，国会将进一步明确对总统关税权力的限制。

贸易谈判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下的最后两轮多边谈判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的国际贸易体系——1973年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着手削减非关税壁垒（NTBs）；1986年到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则着力解决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并由此创立了世贸组织。

两轮谈判都因美国的刺激而启动。东京回合源自“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1971年8月15日至12月18日，时任总统的尼克松推行10%的进口附加税，力图扭转美国逆差，并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乌拉圭回合则是贸易伙伴为了遏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贸易伙伴采取或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联合推动的。

从1948年起直到最近，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时代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胜利是它的高光时刻；当然也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样的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

再次把关税降下来，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需要50-80年。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不应超过10-20年。因为美国之外的WTO成员不会提高其约束税率，也就是它们经过关税总协定谈判而确定的关税税率。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美国降低其新设立的关税壁垒？

除了关税本身，后续的谈判可能还会涉及其他干扰贸易的政策和行为，包括产业政策措施和补贴、对人工智能的规范和管理、数字贸易市场开放，以及应对其他贸易相关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

新的贸易体系将重建信任，契约承诺和自由贸易的确定性都会回来。今年6月，欧盟提出与12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接，以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化解可能出现的贸易冲突。这或许会是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着陆点，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寻找回来的世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