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红星新闻记者｜胡闲鹤 摄影记者｜缪睿哲

编辑｜邓旆光

8月15日，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细菌战新罪证史料——涉及日本侵华期间多个参与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机构的《身上申告书》《留守名簿》、相册、明信片、影像等。

二战结束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历史长期被掩盖。20世纪末，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方面揭露日军细菌战计划。在中国，受害者亲属通过历时10年的对日民间诉讼，逐渐揭开了细菌战这一历史黑箱。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这一历史性判决，是对东京审判的重要补充。

浙江义乌的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王选，既是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也是日本民间调查团的成员。作为中国受害者与日本之间的“一座桥”，30年来，王选深深卷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中，持续挖掘着细菌战的真相。

“诉讼是中国受害者提出的，但是在日本进行，许多事情都是日本律师和支援团体做的，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日本人自己对战争的反省。”在王选看来，诉讼并揭露历史真相，也是中日两国建立共同历史认识的过程。“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细菌战的问题能够有个了结。”已过七旬的王选对红星新闻说。

【1】

崇山村村民“告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的崇山村一度鼠疫肆虐。1942年，1200余人的崇山村死亡400余人，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打击。多年来，鼠疫一直是崇山村人心里的隐痛。

1994年，两名日本人来到崇山村，进行鼠疫的相关调研。这两名日本人访问了很多当事人，并称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

▲七三一部队细菌弹碎片 图据视觉中国

村里老人讲过，鼠疫或与侵华日军有关。在这两名日本人来村子之前，崇山村的村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细菌战的史实，并准备“告日本”了。

王焕斌是早年从崇山村考出去的政法干部。1990年代初，退休后回乡的王焕斌在报纸上看到北京的一位大学教师童增提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童增当时撰文提出，“中国政府在1972年以善意姿态放弃向日本索赔的权利，只是放弃了中国政府方面向日本索赔的权利，并没有放弃中国公民向日本索赔的权利。”

经王焕斌转述，童增的上述观点在崇山村引起强烈反响。1992年6月起，王焕斌多次与童增通信，表达了乡亲们要求对日索赔的愿望。1994年10月，王焕斌等人起草了《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并提交给日本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就细菌战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

1994年冬天，从日本回国的王选到崇山村探亲，叔叔王焕斌告诉她，他们要告日本政府，希望她能参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来弄，你是村里唯一一个在日本的，会说日语。”王焕斌还嘱托王选帮忙寻找之前到村子里调研的两名日本人，以寻求支持。

为了保持英语读写能力，在日本生活的王选订了一份英文报纸《日本时报》。1995年8月，王选在《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报道称，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日本的两名和平运动活动家发表了赴崇山村调查鼠疫的报告。“我当时脑子转得很快，就想知道鼠疫的证据链，它是怎么一环一环过来的。”王选对红星新闻说。

发表报告的正是王焕斌寻找的两名到崇山村来调查的日本人——教师森孝正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立刻联系了报社，并通过发布消息的共同社社会部，辗转见到了他们。森孝正和松井英介告诉王选，他们正在组织日本民间和平人士，支持崇山村村民向日本政府索赔，并准备为诉讼调查取证，推动细菌战事实的查清。王选当场表示：“我要加入你们的调查。”

自此，王选成了调查团的成员兼任协调员和翻译。

【2】

“原告团团长”王选

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小时候，王选的父亲曾跟她讲过，她时年13岁的叔叔死于那场鼠疫。

父亲17岁到上海求学，后在上海工作、安家，1952年，他的第一个孩子王选出生。尽管王选习惯称自己为“义乌人”，但她直到11岁才第一次去崇山村。1969年，王选来到崇山村，与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四年。在这里，她模糊感受到了埋藏在村民记忆中对侵华日军过往暴行的悲伤和愤怒。

南香红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介绍，崇山村原本想以全村名义为原告提起诉讼，但日本民事诉讼只能以个人名义进行，于是选出30个代表成员为原告。随着调查的深入，浙江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有更多受害者要求加入，再加上湖南常德，最后将原告人数定为108人。他们是191位死于细菌战受害者的亲属和3名身染疫病而幸存下来的人。

▲《井本日志》记载：1941年11月4日，由731部队航空班增田美保少佐驾机，将36公斤代号为“谷子”的染有烈性鼠疫传染病菌的跳蚤在常德投下（图片左三为飞行员增田美保） 图据视觉中国

后来，应湖南、浙江各地受害者的要求，日本律师团决定再增加72名原告，原告人数达到180人。

当时，原告中只有王选可以讲日语和英语，出国之前还当过律师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原告团的团长——一个各地原告推选的民间职务。

“民间”意味着无固定来源的活动经费。那时，原告们的收入有限，城镇居民的月均收入千元，农民更少一些，一边要筹钱一边要省钱。从第一次开庭起，方便面就成了中国原告赴日的必备物品。王选向红星新闻介绍，“国内活动经费，如各地原告团代表到义乌集中开会，交通费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在义乌住宿吃饭，义乌当地受害者筹集。常德方面经济条件差一些，都是我提供，来自于捐资。”

1997年8月，在日本律师团的带领下，原告团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王选首次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3】

历史性判决背后的“天时地利人和”

今年7月底，王选在浙江图书馆开了一场讲座，主题是《细菌战诉讼的“天时地利人和”》。她想反复告诉外界，细菌战诉讼带来的成果，不是靠她个人或者崇山村一个村子做成的，而是靠多方力量来实现的。

细菌战诉讼的诉状上只有8位律师，到1998年12月第一次开庭，律师团来了200多位日本律师。“你们为什么要替中国人打官司，来反对你们的政府？”起初，日本律师团来到中国时，经常被媒体如此追问。

“这么做是为了日本好，是借助你们的力量去清理日本历史上的问题。中国的受害者和日本律师，二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见证过战争残酷性的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解释。

为了让法庭承认细菌战的事实，日本律师团从加害证据、受害证据、因果关系和掩盖历史事实四个方面入手。

王选告诉红星新闻，诉讼中《井本日志》是最重要的加害方证据。日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自1937年起一直从事731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的情报联络工作，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日军细菌战的作战计划、实施内容等。包括井本熊男在内的日本陆军军官的业务日记，是日本防卫厅编纂《战史丛书》的主要参考文献。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查阅资料，发现了《井本日志》中的以上内容，手工抄录后发表了相关论文。

《井本日志》里的很多记录，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有相同的记载。在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下，王选陪同律师团实地走访调查，并协助原告团梳理受害者证词。为了证明加害行为与受害的因果关系，律师团还邀请日本的传染病专家从流行病的角度证明鼠疫是人为投放引起的，而非自然流行。

▲收藏在常德文理学院的《井本日志》，是侵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图据视觉中国

2000年11月，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731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作证。在多次的公开审判中，包括731部队的原队员、传染病专家、防疫专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11人和原告7人的证人证言被采用。

2002年8月，细菌战诉讼一审宣判。判决书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这种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毒气议定书》，违反了国际惯例，根据海牙陆战条约3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国家责任。”判决书同时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及赔偿等一切要求。

这一判决正面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全球多家媒体报道。王选在向崇山村的乡亲们转达判决结果时说：“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王选向红星新闻解释，“日本法院虽然只代表司法这一方面，但它是official（官方的、正式的），确认了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认定非常有分量，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关于二战的历史。”

“败诉”后，原告团先后上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5月，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的上诉。历时10年，日本三级法院共开庭40次，细菌战诉讼走完了全部司法程序。

【4】

“细菌战问题还未了结”

今年8月6日是王选的73岁生日，当天她照常在家带着一名年轻志愿者忙着书稿的校对工作。

细菌战诉讼结束后，王选开始了细菌战田野调查和资料研究的学术道路，2017年主编出版了和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大学生一起做的1943年卫河沿岸战争灾难口述历史调查报告《大贱年》；2019年，她和日本同仁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日本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和史料，编辑出版了《日本生物作战调查资料》6册。当前，王选最主要的工作是与浙江省党史研究室、浙江省人民出版社专门团队人员、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整理校对12卷本的《战争时期浙江省境内的“烂脚病”分布调查报告》书稿，争取在年内出版。

过去30年，王选深深卷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中。《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写道，王选的丈夫称，“加入细菌战诉讼之后，王选变了一个人，成了一个‘24小时的革命家’；王选只有一个频道，就是细菌战；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

▲王选翻阅资料

王选对于细菌战研究的全情投入，与她的历史观不无关系。

王选认为，任何研究都没有终点，历史研究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新资料的发现，主干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实施过细菌战这个主干永远存在，但是它会不断具体，不断接近真相。目前关于731部队的真相，还只是冰山一角。”

“我认为我们对历史是有责任的，首先历史不是现成的、被给予的，是要你去为它做些什么的，让它更加完整。”王选说，“一个历史事件，如果跟你周围的人有关系，你也可以去记录。慢慢地，涓涓细流会汇成一条大河。”

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依旧没有承认细菌战的事实，也没有作出跟日本司法部门一样的表态。王选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细菌战的问题能够有个了结。至少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日本政府公开资料，公开承认已经能够被证实的历史事实。”

细菌战诉讼结束几年后，《金子顺一论文集》在2011年被发现，这是细菌战加害方证据中继《井本日志》后的第二次重大发现。但在王选看来，《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中记载的细菌武器攻击地区，很多都没有进行详细的田野调查，更没有系统性的记录。

“我觉得我们村子里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想要把自己村子的历史记录下来的欲望很强。”王选解释，义乌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崇山村人具有较强的自主权利意识，“崇山村能做的事，其他村也能做。更多的村子也应该去调查记录。”

王选告诉红星新闻，原告团的所有会议她都有录音记录，时长有一千多小时。之后，她会慢慢把文字的记录也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