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军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诉讼成本高、裁决执行难等问题十分突出，世界亟需更具包容性、实效性的矛盾化解机制。而“枫桥经验”“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就地化解”的治理哲学，与国际调解院化解国际争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目标理念高度契合。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常设仲裁法院、国际法院等机构虽然具有较高权威性，但参与门槛高、过程冗长，很容易陷入“决而不解”的困境。事实上，无论是国际法院的诉讼还是仲裁庭的裁决，本质都是事后救济：遵循严苛程序条款、依赖高度形式化的法律辩论，且往往要等到争端显性化、尖锐化甚至武装化才能开启。这种“对簿公堂”的方式虽能获得一份在法理上无可指摘的“裁决”，却很难真正化解争端，甚至造成双方关系进一步撕裂。

在对这一困境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枫桥经验”的理念将为国际调解院提供一份新范式。国际调解院要扮演的，不是冲突爆发后的“裁判”，而是创造事中甚至事前介入的弹性空间，及时搭建对话渠道、创设缓冲地带的“调解人”，推动当事方在可控环境下澄清彼此意图、管控分歧、寻求创造性解决方案。

“枫桥经验”的核心智慧，在于“防优于治”，这种预防性逻辑非常适合用于国际治理高风险领域。国际调解院的愿景，也是通过非对抗、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调解过程，避免误解的螺旋式升级，防止局部摩擦滑向全面对抗，降低冲突爆发概率与烈度。这背后不仅是争端解决方法的创新，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让国际调解院超越单纯的法律技术机构，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减压阀”。

“枫桥经验”的生命力，源于中华文明“无讼”的理念。儒家倡导的“和为贵”，并非回避矛盾，而是通过柔性方式修复社会关系、维系共同体道德。而西方国际法体系传承自罗马法传统，自带对抗性与程序中心主义特征，将当事方置于原告与被告的对立位置，依赖激烈辩论与强制裁决定胜负。这种“赢者通吃”的逻辑是其与“枫桥经验”在底层上的巨大差异。

在制度设计上，国际调解院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柔性的国际对话与和解平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枫桥经验”多元共治逻辑的创造性转化与国际化应用。首先是主体开放，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它向所有认同其宗旨的国家开放，拒绝由单一国家或集团垄断；其次是人才开放，筹建的调解员专家库汇聚了全球不同法律体系、文化背景、专业领域的顶尖专家，力求以更强的多样性确保争端各方能选择最“对口”的“调解人”；最后是追求包容的过程与方案，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判决。调解方案中可纳入商业、金融、技术合作等一揽子利益交换，最终协议兼具法律性、政治性、经济性，能极大拓展解决方案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这样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国际调解院将不会是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而可能是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国际协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开放、专业的全球治理“朋友圈”，可以将东方智慧落到实处，为全球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个“多元共治”的额外选择。

国际调解院的创立，不仅是新增一个国际解纷机构，也是中国“和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制度化结晶。通过将东方文化中注重“关系”“长远情谊”“实质公平”的考量，融入国际争端解决框架，倡导相互尊重下的对话协商；不追求惩罚性判决，而是促成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维系未来合作可能的谅解方案。这种模式尤其契合全球南方国家规避大国博弈、寻求自主发展的内在诉求。

国际调解院是我国将东方智慧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系统转化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弥合世界裂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国际调解院以“和”为共同价值内核，将建立起立足于预防、开放与“和合”的全球争端解决新范式。

尽管仍面临大国政治互信不足、本土经验全球化等长期挑战，但国际调解院的理念、方向与当今世界对多元化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高度契合，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自主解决争端的有力平台。或许总有冲突难以化解，但一个更智慧、富有人情味的选择已经是动荡世界的宝贵财富。相信国际调解院能够逐步形成融汇东西方的国际规则与标准，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持续而深厚的中国智慧。（作者是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