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在于通过主动对标与衔接国际通行规则与先进标准，实现国内经济治理体系与国际经贸体系的深度融合。它超越了传统开放模式中关税、配额、贸易便利化等“边境上”措施，更聚焦于产权保护、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服务业开放等涉及国内经济运行的“边境后”制度安排。面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亟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主动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不断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今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海南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关键一跃”，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全面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图为2025年2月6日拍摄的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所建设项目，该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重点项目。 人民图片 杨忠凯/摄

破解高水平开放深层障碍的迫切需要。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构以及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严峻挑战，商品和要素等流动型开放红利趋于减弱，国际竞争日益向规则、标准、制度等层面延伸。应当清醒看到，我国在部分领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开放领域的安全短板日益凸显，部分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的国产能力相对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面临外部供给冲击；重要能源资源进口源头集中、运输通道单一，定价权与话语权薄弱。这些深层次制度型差异和结构性安全短板，提高了国际经贸合作的风险与要素跨境配置的成本，有时甚至成为他国实施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的借口，制约了我国更高水平的开放。破解这些深层次障碍已是当务之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必然且紧迫的选择。

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巩固我国既有比较优势，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强化知识产权和劳动保护，破除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流动壁垒，实施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环境标准，施行国际通行的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制度。推进这些方面的制度型开放，可以激活技术、人才、数据等新质生产力要素，有效应对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被动分工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高端封锁”等挑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升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综合优势。

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当前，国内外规则、规制、标准体系之间的适配度不高仍是阻碍双循环高效畅通的重要堵点。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外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显著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与韧性；同时，通过塑造更高水平的国内制度环境，增强我国跨境配置资源的能力，赋能国际循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目标在于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国际通行规范有序衔接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标准，能够吸引耐心资本、增强国内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畅运转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

增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战略路径。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严重冲击，区域合作面临新的形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国际规则赤字问题凸显。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需要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引领能力和议题设置推广能力。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我国由国际规则接受者向建设者和引领者转变，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通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并主动对接高标准贸易协定，我国可以提升议题设置和完善已有经贸规则的能力，更深度地参与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贸易投资一体化新趋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详见：山东财经大学校长、教授洪俊杰文章《深刻认识和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策划：陈有勇 审核：王兆斌 监制：牛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