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张子慧

近期，广东廉江一起命案引发社会关注。今年3月27日，廉江某村村民叶某志深夜闯入邻居家中，杀害70岁的母亲、30多岁的妹妹及2岁外甥，襁褓中的幼子因熟睡躲过一劫。

案发后，叶某志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这起悲剧再次将精神疾病与刑事责任认定的争议推向舆论焦点。

事实上，多起涉及精神疾病患者伤人、杀人的案件在近期接连引发热议，公众对如何平衡患者法律责任与社会安全的关切持续升温。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律师，他们从刑事责任认定的法律逻辑切入，深入探讨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漏洞，并针对社区监管、医疗资源配置等社会治理难题，提出兼具专业性与可行性的破局方案。

精神疾病与犯罪责任：法律界定与现实执行的落差

山东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保建指出，刑事案件中精神状态鉴定需由办案机关委托专业机构，遵循法定程序，同时满足医学与心理学双重标准。“鉴定意见是关键依据，但司法机关会结合案件细节反复验证其可信度。”实践中，责任能力认定需多维度考量。

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骏表示，法律将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分为三类：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者（如发病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经法定程序鉴定后可免刑责，家属需承担监护治疗责任，必要时政府强制医疗；部分丧失能力者（如病情缓解期患者）犯罪可从轻量刑；间歇性病人在清醒期作案需承担全部责任。

“医学上诊断的‘病’，和法学意义上的‘免责事由’不能简单划等号。”周骏以2023年王某危险驾驶案为例，王某虽有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史，但司法鉴定结合其双相情感障碍与酒精依赖状况，认定其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最终被判刑。这证明“有病不等于免责”。他进一步指出，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应作广义理解，涵盖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重度非精神病性障碍，但需结合实际影响责任能力的程度判断，避免将失眠等轻度症状纳入范畴。

鉴定制度困境：程序漏洞与公信力危机

李保建坦言，现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有待完善：需细化鉴定标准与流程，通过量化指标提升结论科学性；强化程序监督，由检察机关审查机构资质与程序合法性，明确监护人如实提供病情资料的义务及追责机制。

周骏指出，尽管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均可申请精神鉴定，但实践中超半数鉴定由公安机关主导，当事人申请常被忽视。2025年成都杀人案中，嫌疑人梁某某被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后，家属对鉴定程序独立性提出质疑。此外，部分鉴定机构存在资源与专业人员不足问题，且鉴定常局限于单一医学视角，导致结论科学性与公正性难以保障。

周骏直言，精神鉴定结论的争议性加剧了司法困境。2024年广州林某杰案中，首次鉴定为无责任能力，二次鉴定改为限制责任能力，最终法院采纳后者。周骏表示，因精神鉴定具有回溯性、主观性，不同机构或专家结论不一致率极高，部分案件甚至出现三种结果，严重干扰司法审判。

他还指出，1989年颁布并沿用至今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仍是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该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由于未明确区分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障碍的责任能力评定标准，致使“医学要件虚化”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部分被告人借机伪装抑郁、焦虑等症状逃避责任，因标准缺失鉴定人员难以甄别；另一方面，真正患有重度精神障碍但症状不典型者，可能被错误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造成判决不公，亟待完善鉴定标准。

法律完善：堵住制度漏洞，让责任认定更公正

周骏提出，应完善《精神卫生法》配套规范，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纳入责任能力评估体系。例如，轻度抑郁症患者若行为控制能力未受影响，可常规认定责任；重度患者若因认知扭曲影响行为判断，则需区别对待。同时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症状持续时间、行为控制力影响程度等量化指标，提升评定科学性。

针对鉴定独立性不足，周骏建议组建跨学科鉴定小组（含精神科医生、法学专家、心理学家），避免单一医学视角主导；建立严格复核机制，允许当事人对鉴定结果申请复核，鉴定人需出庭解释结论以增强信任度。

在责任划分上，周骏强调对限制责任能力者量刑不能“一刀切”，应依据精神症状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社会危害等因素分级量刑。例如，同样属于限制责任能力，犯罪情节较轻者从轻幅度可更大，手段残忍者从轻幅度应减少。强制医疗需实现司法化，明确“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判断标准（如多次暴力犯罪、病情严重且治疗无效），由法院组成专业合议庭审理。

配套机制建设方面，周骏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回归社会调整官”制度，设立社区监管机构对出院精神病人定期跟踪，提供职业培训与心理支持；强化监护人责任约束，若不履行监管义务需担责，贫困家庭由专项基金兜底保障。

李保建则强调，监护人在鉴定过程中必须履行提供真实病情资料的义务，对隐瞒病情、拒不配合者依法追责，完善监督问责机制。

社会治理：跳出“就案论案”，构建全链条管理

李保建认为，社区应加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与服务，建立档案、定期随访，组织志愿者提供帮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医疗与司法需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在鉴定、强制医疗等环节，医疗专家为司法人员提供专业意见，司法人员向医疗部门反馈情况，形成治理合力。

在早期干预与预防方面，周骏表示，不能等问题发生才采取行动，社区必须充分发挥“前哨”作用，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有精神疾病家族史、暴力史的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建立健康档案，发现异常及时介入，提供免费药物与心理疏导。同时，借助媒体与社区科普活动，破除“精神疾病=暴力”的偏见，消除社会歧视。

医疗资源配置上，周骏建议在人口密集地区新建精神病专科医院，扩大综合医院精神科规模，搭建统一床位信息平台；推广株洲“一技之长”培训模式，帮助康复期患者学习技能实现自食其力，降低复发风险。

风险防控层面，周骏提出整合公安、卫健、民政等部门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分级预警；制定暴力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公安、医疗、社区的协同处置流程，定期演练以降低危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