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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朋友们

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土司又称土官、土酋，作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统治的代理人，在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历史作用。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从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角度看，土司制度是一项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课题。全面收集和整理土司制度的相关史料，是极为关键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推动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上海书店出版社今年推出目前收集整理有关土司制度史料最全面、最系统，且分量最大的专题史料集《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下文为该书主编之一、中国土司制度研究首席专家李世愉撰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全19册）

李世愉、方铁、商传、李国荣 编

定价：498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这部《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也是目前收集整理有关土司制度史料最全面、最系统，且分量最大的一部专题史料集。

01

明代云南土司设置略图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我国在西南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这可以看作是在行省内实行的双轨制，即在同一行省之内，一部分是流官管理的府州县，一部分则是由土司管理的地区。因此，土司制度也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作和政治文化中的创举，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化外”到内属的重要过渡阶段，也是自元代以来，边疆与内地逐渐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土司制度存在了六百多年之久，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与桥梁，影响深远，特别是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习俗的影响，至今犹存。而土司制度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至今仍有巨大的价值。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土司制度都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因而全面收集和整理有关土司制度的史料，显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深化土司制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司研究从不受重视的冷门，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热度不断升温，进入21世纪后，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不仅专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关团体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高瞻远瞩，将整理土司制度史料作为重大课题，向社会招标，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毫无疑问，这一课题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对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〇一二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古代史研究所）通过竞标承担了这一项目，由研究员李世愉为首席专家，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故）、方铁（云南大学教授）、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邹建达（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嘉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季君（遵义师范学院教授）、成臻铭（吉首大学教授）等人为骨干力量，并组织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参与这项有关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作自二〇一三年启动，至二〇一八年完成，共收史料一千二百万字。

02

在本书编纂之前，已有多地编纂整理一些有关土司制度的史料。其成果有正式出版的，也有以内部资料形式印行的。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综合性的史料，其中包括土司制度方面的史料，如《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云南史料丛刊》《〈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钞》《〈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等。这类资料多以某一行政区域为限，收集和整理元明清时期相关的史料。另一种是土司制度的专门史料，最早的一部当属谢华编著的《湘西土司辑略》。其后各地区编辑出版的多属地方性土司资料，如《景谷土司世系》《勐勐土司世系》《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德宏土司专辑》《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石砫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石砫土司史料辑录》《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等。

《景谷土司世系》

以上所列充分体现了土司研究者对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对地方文献的重视，各地区的土司史料都有人关注并努力收集，一些罕见的地方文献得以发现并被研究者使用。如《景谷土司世系》是云南景谷县城大寨大佛寺收藏的傣文手抄本，后经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发现，组织翻译并正式出版，这是研究明清以来云南威远刀氏土司不可缺少的史料。《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一书是日本东洋大学教授谷口房男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的白耀天先生合作完成的，共收录了十七份壮族土司族谱或世系，包括莫氏、岑氏、黄氏、侬氏、韦氏、李氏、罗氏、许氏等九姓土司，代表了唐宋以来壮族中的首领人物，很有学术价值。另外，一些史料辑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从明清两朝实录中辑录的云南、贵州土司史料，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谢华的《湘西土司辑略》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收集地方志、文集、家谱中的土司资料，是研究湘西土司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作为第一部辑录土司史料的专书，其开创之功不可抹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往对土司史料的收集工作存在明显不足。随着土司问题研究不断升温，特别是“土司学”的提出，把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以往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已不能适应当下的需要，其局限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各地区对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不平衡。云南因有老一代学者江应梁、方国瑜等人的前期工作及影响，该地区的史料收集工作就比较突出，成果也是最多的。其次是湖北、湖南，虽然两省所设土司只在鄂西和湘西，但两省的史料收集工作也比较突出。而其他省份相对而言要略差一些。这显然不能满足全方位研究土司制度的需要。

二是以往收集的史料多以地方文献为主，只有云、贵两省关注明清实录中的史料及个别地方档案资料，而对于清代国家档案、元明清的政书、奏议中的土司史料基本没有收集整理，即使明清两朝实录中的土司史料收集得也很不完整。因此，仅靠这些史料很难反映土司制度的整体面貌及其发展历程。

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对土司史料的收集整理缺乏统一规划，各地的收集整理工作多是根据各自的需要及条件自行计划，既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作，又难以体现全国视野和全局观。因此，收集整理出版的史料为数不少，但整体而言，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

正因为如此，有计划地调动多方力量，共同编纂一部相对完整的、系统的、可靠的土司制度史料集成著作，对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时代赋予土司研究者的使命。

03

我们在总结了以往土司史料编纂工作的利弊得失后，同时也鉴于国家项目的严肃性，确定了工作方向和收录史料的原则：以原始的国家档案（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为重点收录对象；对于基本史料，如正史、实录、政书，要尽量收录完整；对相关史料，如方志、奏议、文集、笔记、碑刻、契约文书等则择要选录，避免重复，也要避免与已出版的史料重复；此外，地方档案基本不收，土司族谱因国家社科基金另设专项，亦不收录。

根据这一原则，几年工作下来，我们收录的史料大大超过了原计划的五百万字。其中最大亮点是清代档案的收集与整理，这次收集了档案四千余件，删去重复等，实际收录了近三千件，近四百万字。我们知道，清代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档案中有大量关于土司制度的史料，内容十分丰富。首先，这些史料涉及土司制度各个方面的内容，如土司的职衔与品级、土司的承袭制度与分袭制度、土司的贡赋与土兵征调、土司朝觐制度、土司的奖惩与抚恤、流土并治与分别流土考成、对革除土司的处理与安插，以及对土司的种种限制，如划定疆界、严禁土司擅自越境、严禁土司私自延幕、严禁土司置买田产，和对土司应试、报捐之限制，等等。同时，也涉及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司职衔的升降、土司之间的仇杀、土司家族内的争袭、土司与土民的矛盾、对不法土司的惩戒、对各地土司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的调整修订，等等。此外，这些史料对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如各地物产、收成、自然灾害、赈灾措施、土地买卖、民间诉讼等都有详细记载。在晚清外务部档案中，还涉及英国租借土司地方，以及土司边界调查等内容。

军机处上谕档底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复印件）

总之，清代的档案中包括了大量的土司制度史料，它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取代的。如实录、政书记载，雍正朝开始推行土司分袭制度，但这一制度的推行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人们不得而知，而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又如，改土归流后，清廷推行对被革除土司的异地安插制度，通过档案可以看到，安插土司的地方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陕西、广东，最远到盛京、黑龙江。此外，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推行，户科题本及朱批奏折中有大量的事例，使我们对土司承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了解。同时，充分利用清代档案，必定会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并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认识。例如，关于土司地区司法案件的档案（主要是内阁刑科题本），对论证土司地区由“因俗而治”向“依法而治”的转变是最有说服力的史料；有关土司朝贡，以及教育、科举方面的档案，有助于我们认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是如何一步步加强的；有关雨水、收成、蠲免、赈灾的档案，对重新认识土司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清政府的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除档案外，其他史料也各具特色。实录、政书中的史料，有许多我们未曾关注过的细节问题，如对土司朝觐、上贺表、谒见上司的礼仪规定，对土司承袭流程、时限的规定，以及为土司颁发养廉银的记载等。地方志、地方文献、文集、笔记中的一些议论、评述和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土司的政治、经济生活、家族的世系情况，以及土司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最终，我们收集的史料分为六部分（出版时分为六卷）：正史、实录、政书、地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奏议文集笔记。

正史部分主要是收录《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土司史料。这里既有制度层面的记载，如《职官志》《选举志》《兵志》等，又有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及相关人物的记载，还有对土司辖区的记录。这部分资料依原书的卷次排列，保留纪传体史书的原貌。

实录部分主要是收录《明实录》《崇祯长编》及《清实录》中的土司史料。这是研究土司制度最基本的史料，既有制度层面的记载，又有实施过程中的详细事例。以往虽亦有辑录者，但仅限于云南、贵州等个别省份的史料，不能反映其全貌。本次收录，几乎囊括了其中的土司史料。这部分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每条史料后注明出处及时间。

政书部分主要是收录《元典章》、两部《明会典》、五部《清会典》及乾隆朝的《会典则例》，嘉庆、光绪两朝的《会典事例》中的土司史料。这是对土司制度的具体条例、规定等内容，及其调整变化最全面、系统的记载，很有价值。这部分史料，首先按政书所涉的朝代排列，每部书依原书的卷次及篇名排列。

《东川府志》

（云南省博物馆藏）

地方志与地方文献部分，地方志排在前面，地方文献列于其后。这部分文献中包含的有关土司史料体量相当大，且多有重复，本书只择要选录。地方志中的土司资料因转抄者较多，为避免重复收录，故以省通志及府志为主，兼及州县志，共收录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甘肃、直隶八省方志一百三十四种，地方志部分按省编排，每省之中，通志在前（两种以上通志按撰修时间先后排列），其后为府志（包括直隶州、厅志），府所辖之州、县志列该府志之后。地方文献主要收录地方史书、碑刻资料、家传、契约文书中的土司史料，大体按省排列，兼及时间先后。清朝时期在四川等地传教的外国传教土有对土司活动的记载，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且多是未曾翻译成中文的西文资料。这部分资料经翻译后附于地方文献之后。

档案部分主要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这批档案涉及十一个类别，即军机处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内阁户科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刑科题本、内阁户科史书、内阁吏科史书、北大移交题本、内务府奏案、外务部档案、满文录副奏折（已译为汉文）。档案部分即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分类排列，每类之中按时间先后排列，每件档案后均注明类别及编号。在“宫中朱批奏折”类中有少量转引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的《宫中档朱批奏折》，每件档案后亦注明了转引之书目。档案部分是本书最重要、最珍贵的史料，其中大部分未公开出版。

奏议文集笔记部分主要收录《元文类》《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中的重要文章，以及近五十种元明清人的文集、笔记中的土司资料。这部分资料按元明清朝代排列，各朝代中，总集在前，个人文集、笔记在后。

以上六类，总计约一千二百万字。

04

本书上述编排是编者经过认真考虑的。一般的史料集往往按专题或内容编排，但土司制度有其特殊性，按专题编排，有一定的难度。本课题原计划是将史料先按元明清三朝分类编排，断代之中再按专题编排。这种方式有利于断代史的研究及断代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感到这样编排有不利之处，对全面研究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沿革不方便，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问题。如果是按专题编排，势必会将同类资料分散于不同的朝代及不同的专题之下，这就割裂了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还有相当一些史料，包括土司制度的几个方面内容，如果按原计划的承袭制度、朝贡制度、土兵制度、奖惩制度等分类，一段史料或许要分成两部分，甚至三部分，势必被割裂得不成文，如果分别放在几处，又会重复。况且在朝代之下，不管是按土司制度的内容分类，还是按土司制度推行的地区、民族分类，都难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因此，我们最终决定还是按史料类别编排，这样编排可保留史料的原貌及各自的完整性、系统性。如实录、会典有各自的编纂体例及系统，如果将其打散重新编排，则难以体现其特色及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按史料类别编排的方式可操作性更强。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的编纂与出版，是土司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版为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另一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利用了这部史料，土司学界正在酝酿编纂的《中国土司大辞典》《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地图集》同样离不开这部史料。我们更希望，《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能够成为每个土司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

总目

第一册 正史卷

第二册—第六册 实录卷

第七册 政书卷

第八册—第十册 地方志与地方文献卷

第十一册—第十八册档案卷

第十九册奏议文集笔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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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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