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基于科举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项全新的教育制度——“庶吉士”制度。朱元璋继位后，为了使国家的政治快速恢复秩序，他迫切需要大量有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选拔人才主要通过科举制进行，科举制通过文学考试来决定进士的资格。虽然这一制度设立了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但它更多侧重于书本知识，难以选拔出真正具备实际能力的人才。朱元璋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种选拔方式未能满足国家对实用人才的需求。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朱元璋决定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他废除了原有的科举制度，改为通过地方推荐优秀人才到京师选拔，类似于古代汉朝的察举制。然而，汉代察举制虽能发现一些有用的人才，但也容易出现徇私舞弊等问题，最终仍不适合广泛推行。

因此，朱元璋最终决定恢复科举制，但对进士进行进一步的选拔和培养，以确保选拔出来的进士具有更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一制度的核心便是“庶吉士”制度。庶吉士是从进士中再次筛选出一部分表现突出的优秀人才，进一步进行培训，为国家储备合格的政治人才。这里的“庶”指的是家境贫寒的学子，而“吉士”则意味着这些学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合起来便是指出身贫寒却才学出众的学子。

关于庶吉士制度的创立时间，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制度最早设立于明朝初年，而另一些则认为应当追溯到洪武十八年。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为《明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前后存在矛盾。《明史·职官志》中提到：“庶吉士，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庶吉士制度的创立确实发生在洪武年间。

朱元璋创立庶吉士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让新科进士能够“观政于诸司”，即让他们在政府各部门担任见习生，通过观察和学习积累经验，为日后更好地进入仕途做好准备。科举制度在初期，由于国家急需人才，进士科出的学子往往可以直接获得官职。然而，随着明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进士人数逐年增加，但国家的行政编制并未相应扩充，新晋的进士们难以立刻得到职位。庶吉士制度的实施，既有效缓解了这种人才过剩的情况，又能够对这些未曾经历世事的士子进行实质性的锻炼。

名义上，庶吉士的管理归翰林院，但最初，庶吉士并不完全归属翰林院，而是分布在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多个衙门。直到永乐二年，永乐皇帝决定将所有通过廷试选拔的庶吉士授予翰林院职务，庶吉士才正式成为翰林院的专有职务。

庶吉士的选拔一般是在进士科的第二甲和第三甲之间进行。二甲和三甲的进士需要提交自己在平时创作的诗文、策论等作品，经过礼部的审核和编号后，送交翰林院进行初步筛选。如果考生的文章与其原作风格相符，就进入了预选阶段。随后，礼部和内阁会进行更为严格的考核，只有通过了考核的进士，才会被正式选为庶吉士。

进入翰林院后，庶吉士们会接受严格的管理与考核。馆师负责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学习，馆课是他们日常的学业任务，而阁试则是每月一次的考核。庶吉士们在通过了三年的学习后，如果成绩优异，就可以被授职。如果表现不佳，也能获得科道或部署官的职位，继续服务于国家。

庶吉士学成后，一部分优秀者会继续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务，这些职务是皇帝的文学顾问，享有与内阁大学士共同决策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翰林院的职位成为了明朝内阁的重要来源。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内阁成为了实际决策中心，许多阁臣都是翰林院出身，庶吉士也成为了内阁的重要后备力量。

然而，尽管庶吉士制度提供了许多晋升机会，但成为庶吉士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成功。庶吉士制度本身的竞争十分激烈，只有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才能在众多进士中脱颖而出。对于那些未能留在翰林院的庶吉士而言，他们也可以通过担任给事、御史等科道职位，继续为国家效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庶吉士制度逐渐得到了加强。到了正统年间，庶吉士的大多数成员都能够留在翰林院工作，成为翰林官的储备力量，而不再被派往地方任职。这一变化表明，庶吉士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也更加注重培养高层次的国家管理人才。

尽管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后期经历了多次变化和改革，但其对国家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内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等，都出自庶吉士之列。庶吉士制度虽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公平和腐败等问题，但它的意义仍然深远，清朝继承了这一制度，使得它在中国历史中延续了近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