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的三次经济政策调整
北宋时的梁山，因为黄河改道的原因，是一片汪洋浩渺的水泊，梁山就是这片水泊中的一个百多米高的小岛，方圆最多也不会超过几平方公里。
梁山的人马最顶峰有多少呢？《水浒传》中始终没给出过明确数字，只在梁山招安之前，去东京走洪太尉的门子时，说出过“梁山泊十万之众。”
当然这只能是个约数，不过上下浮动大致应该不会超过两万。
十万左右的人，挤在方圆最多也就是几平方公里大小的地方，还要有忠义堂、校军场之类的建筑，应该是非常拥挤了。
在这样的拥挤中，耕地显然不可能，发展手工业也不现实。
那么，梁山十万人众的吃穿用度从哪里来？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起义造反，不计其数，除刘邦、朱元璋修成正果，建立了朝廷外，其他大都是旋起旋灭，有些象黄巢、李自成这样的大些的流寇，虽然也有十年左右的兴盛史，但基本上是流窜作战，没怎么有稳定的根据地。
没有稳定根据地，其吃穿用度就没法从正常赋税中来，也没法自产自足。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劫掠。
有时候劫掠都不够用了，就吃人。有“他年我若为青帝”志向的黄巢起义军，就是吃人的高手部队。
太平军是个例外，他们建立了国号，有稳定的天京做根据地，长达十几年，占有的地盘一度多达数省，按说可以以赋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很遗憾，没有。他们甚至于出了个《天朝田亩制度》，被后世的吹捧者闭着眼睛吹捧上天，导致我在少年未读过这篇《天朝田亩制度》奇文时，也晕晕乎乎地以为那是个什么了不得的经济纲领。后来找到原文看了，才知道那就是连盘花生米都没有就去喝大酒的结果，更何况，查遍资料，也找不到这个制度在太平军占领区内得到实施的例证。
劫掠，始终是这些起义者们大部分情况下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也是梁山泊中十万起义军最重要、近乎唯一的经济来源。
梁山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飞跃式阶段。与三个阶段共生的，则是梁山泊的三次经济政策大调整。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白衣秀士王伦时代。
王伦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水乡，王伦去后，以杜迁、宋万做帮手，“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
这是梁山发展的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的梁山经济政策，也比较粗放。一切以实际获得为目标，既不考虑江湖口碑，也没有放水养鱼的长远规划。
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由朱贵口中说出：
“但是孤单客人至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者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粑子，肥肉煎油点灯。”
这是一味凶残，竭泽而渔。这样的梁山如果不能进步，根本就不会有前途可言。
于是，顺理成章，随着晁盖、吴用等人上梁山，梁山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他们的经济政策，也同步进入第二阶段。
这个中期发展的主政人，是托塔天王晁盖，这一时期的梁山经济政策，也是由他说出来的：
（小喽罗向晁盖汇报劫掠成果后）“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小喽罗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势头猛了，都撇了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自今已后，不可伤害于人。’”
这一时期的梁山，就已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立寨原则，也明确有了口碑意识，他们的打家劫舍，是为了山寨发展需要，无辜杀人，已经不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了。
当强盗不再滥杀无辜时，他们就成为强盗群里的佼佼者了。只劫财，不杀人，他们受到的殊死抵抗就少，就可以聚集起更大的财富，更大的财富可以让他们养更多的部队，办更大的事。
到这一阶段的后期，攻打曾头市，宋江带去的人马已达到22500人，如果留守山寨的有这一半的话，人员总计已达到约3.5万，是梁山初始阶段的30倍以上。
到了这个阶段，梁山是真的具有了庞大的实力，成为一方不可轻视的力量。
成为一方力量的梁山，就再也不能在抢劫时杀人还是不杀人上做文章了，那太低级。已经打造出“替天行道”社会品牌的梁山，必须要有一番冠冕堂皇的理论，才可能让自己事实上仍以打家劫舍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山寨正统化。
梁山的第三阶段，也即由宋江主导的鼎盛时期，由此开启。
梁山大聚义时，宋江发表他的梁山泊替天行道理论如下：
“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
具体的经济路线，则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但打听得那欺压良善暴富之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
什么样的纲领路线催生什么样的实力，至此，梁山实力达到了最高峰，十万人马，震动天下。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路线，无论是七八百还是十万人，那八百里水泊中的山寨里，驻扎的始终是强盗，他们一再变化升级的经济手段，其本质也始终是劫掠。
所以，他们终究，路也不长。
202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