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收紧”也非“放开”，别误读《校外培训管理条例》
2月18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发文，就正确理解教育部官网发布的《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要求。其指出，《条例》旨在推动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既非“收紧”也非“放开”。对于学科类机构仍执行中央“双减”精神，不审批新的机构，督促现有机构依法经营，防止泛滥并制造教育焦虑。对于非学科类机构，加强日常监管，确保培训质量，推动合理定价，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从2021年实施“双减”以来，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治理校外培训的规章。此次发布的《条例》，是将这些规章进行制度化，进一步提高法律效率，促进校外机构规范发展。《条例》有两大看点，一是巩固“双减”成果，对之前治理校外培训的规章进行进一步细化、完善；二是理性定位校外培训的下一步发展，通过治理，让校外培训发挥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作用，满足部分受教育者的差异化培训选择。
但《条例》发布后，出现了误读，有的自媒体炒作这是全面放开校外培训，并称校外培训的春天到了。这不但制造社会焦虑，也影响《条例》理性征求社会意见进行完善。为此，要从法治角度，准备把握《条例》。
《条例》的主要条款，是对此前“双减”意见以及治理校外培训的规章的延续，也是进一步巩固“双减”成果。如根据《条例》，“校外培训按照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实行分类管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应当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收费管理办法”，等等。这都是把既有规章制度化，不存在一些自媒体所解读的“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说法。
《条例》还对校外培训的规章，进行了细化，如除要求幼儿园、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校外培训活动之外，还要求教研人员也不得从事校外培训活动。这为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划定明确的界限。另外，对于非学科类培训，也明确了申请许可前、审批的流程，明确规定“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办学许可，在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许可前，应当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涉及多个部门的，应当分别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这强调对非学科培训机构的前置审批，保障非学科培训机构有合法的资质。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也有舆论并不看好其未来发展。此次发布的《条例》，给校外培训统一的概念界定，解决了校外培训的“地位问题”。《条例》明确，校外培训是指“学校教育体系外，面向社会开展的，以中小学生和3至6岁学龄前儿童为对象，以提高学业水平或者培养兴趣特长等为主要目的，有组织或系统性的教育培训活动。”照此定位，校外培训只要依法依规经营，可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基于此，《条例》明确提到对校外培训的鼓励措施，包括“鼓励、支持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等各类校外场馆（所）开展校外培训，丰富课程设置、扩大招生数量，满足合理校外培训需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引入质量高、信用好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这对校外培训发展来说无疑是利好，但前提是满足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
制订鼓励措施，是对待校外培训的理性态度。在严格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转向地下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这成为校外培训监管的难点。除了加大对违规培训的处罚力度之外，还要疏导学生和家长存在的合理校外培训需求，这就要鼓励具有合法资质的培训机构规范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条例》没有要求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这是符合“上位法”要求的。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允许设立实施非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就是说，可以设立设施高中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显然，要求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样，都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这不符合上位法。对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的监管，要符合高中阶段教育特点。
当前，还是《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阶段，相信通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可以进一步完善《条例》，把对校外培训的治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让校外培训在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文/蒋理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