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的帝制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专制社会的观点，并非本文的原创，也并非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因此，如何论证这个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本文从一个侧面的角度，对这个观点进行简单的探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学者们通常通过制度的保障来判断，特别是看这些制度是否能够确保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皇权的控制下。政治权力最终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巩绍英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提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皇权建立的官僚体制，二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郡县制度。本文将从政治角度，深入分析这两大制度是否有效地保障了皇权的绝对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制度，自秦朝开始，便建立了强大的皇权威严，皇权的绝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官僚体制，像秦汉三公、九卿、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等，都以皇权为中心，构成了行政体系的骨架。这些官制安排，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为了加强皇权对社会的控制，确保皇帝的绝对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位贤明的帝王，通过一套合适的制度来辅佐他进行管理。只要官僚机构能够按照皇帝的意志运作，国家就能得以高效治理。古人普遍认为，一个成功的政治体制应当围绕皇权来构建，在这个体系中，皇帝为核心，官僚体制为辅翼。

事实上，皇权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从和指令。尽管官僚制度是为皇权服务的，但一旦形成，它本身也可能发生异化，出现与皇权的冲突。官员有时会超越皇权的限制，甚至与皇权发生直接对立。但这种异化并不能改变皇权的绝对性。因为皇权和官僚体系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官僚体制虽然可能带有一定的权力独立性，但始终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皇帝对官员的任命和监督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排除任何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因素。

宰相制度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官僚制度的起源是为了服务于皇权，保障皇权的绝对性，并确保国家机器始终为皇帝所掌控。即使在汉代，法典中也明确规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无论一位皇帝的个人德行或能力如何，坐上帝位后，依然被视为天子，被认为是天命所归。无论帝王的个人品质如何，人民都必须服从他的统治，因为他代表了上天的旨意。

至于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明确的理论。董仲舒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结合起来，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为专制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保障皇权，而非真正限制它。秦始皇的制度设计，使得皇权的绝对性上升为一种法律层面的规范，但在实际运作中，皇帝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是一个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刘邦建立汉朝后，始终在探索如何平衡皇权与地方王侯、官员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王莽篡位，直接挑战了汉朝的皇权。

在郡县制度的背景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临着分封制和郡县制的选择，并最终决定实行郡县制。李斯提出，实行郡县制可以减少诸侯之间的争斗，确保中央集权的稳定。郡县制的核心在于地方官员完全由皇帝任命，他们代表皇帝行使权力，地方的治理与皇帝的意志紧密相连。通过这一制度，皇帝能够有效控制地方，确保自己的绝对统治。

自郡县制度实施以来，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的忠诚度直接影响皇帝的权威。所有郡县官员都是皇帝的直接代表，他们的行为和命令都必须体现皇帝的意志。因此，郡县制保证了皇帝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这类政治体制中，官员们的职能基本上就是执行皇帝的命令，成为皇帝的工具。皇帝的意志和决策在国家运行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帝王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还是他对国家事务的处理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两千年的帝制历史中，皇帝的作为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一个国家完全由皇帝的独裁掌控，其他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臣属地位，无法改变皇帝的绝对权威。

即使在近现代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提出质疑，认为秦至清并非完全是专制皇权的社会。钱氏曾提到，汉朝的士人政府体系实际上主导了朝廷内外的管理。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士人担任了官职，他们的权力依然是皇帝赋予的，依然是在皇权的框架下运作。例如，汉代的丞相赵周、御史张汤等大臣，虽然职务显赫，但在皇帝的专制权力面前，他们的生命和命运并没有任何保障。在皇权的面前，任何官员都可能随时被废除或处死，皇帝的决策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皇帝的权力并非被任何法律或制度所限制，相反，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只能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并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皇帝权力的有效法律，相反，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是为了捍卫皇权的神圣性。任何反对皇权的言论和行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严厉的惩罚。

总而言之，本文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或是低估郡县制度等体制设计在保证国家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所有这些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始终是服务于皇权，确保皇权的绝对控制。无论制度如何完善，皇帝在体制的最顶层始终处于不可挑战的地位，拥有无法撼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