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文：舒生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在《论语》中这样教导学生。这位古代的智者并未要求弟子盲从，而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通过已知推演未知。

然而历史的河流时而改道，在某些时刻和某些地方，独立思考却成为了不被欢迎的异类，而服从反而被奉为崇高的美德。

01历史之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曾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历史却经常选择性地遗忘这一智慧。

翻开二十四史，多少独立思考的灵魂被贴上 “异端” 的标签，多少顺从盲从的行为被冠以 “美德” 的光环？

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范缜，以一介寒士之身，在举国崇佛的浪潮中独树一帜，提出 “神灭论” 直指因果轮回的虚妄。彼时梁武帝笃信佛教，王公贵族争相佞佛，寺庙占据半壁江山，而范缜 “危言高论”，直言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的思考何其清醒，论证何其严密，却被朝野上下视为 “异类”，屡遭贬谪，众叛亲离。

反观那些对皇权与神权唯唯诺诺的顺民，却能平步青云，安享富贵。这不禁让人发问：当独立思考者踽踽独行，当盲从者春风得意，这样的社会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倒退？

无独有偶，清代大学者戴震十岁读《大学章句》，便敢于质问老师：“朱熹何以知两千年前孔子、曾子之言？” 这一问，问出的是 “不以人蔽己” 的治学精神，问出的是独立思考的可贵本能。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样的 “异类” 终究是少数。

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将 “君为臣纲” 刻进骨髓，将 “顺从听话” 视为良民标准。于是，朝堂之上尽是 “陛下圣明” 的阿谀奉承，市井之中多是 “天威难测” 的俯首帖耳。当质疑成为禁忌，当思考成为原罪，整个社会便陷入了 “万马齐喑究可哀” 的窒息氛围。

唐太宗李世民曾被誉为 “从谏如流” 的明君，可当魏征屡次犯颜直谏时，他也曾怒不可遏地扬言要 “杀此田舍翁”。若非长孙皇后婉言相劝，这位千古名臣或许早已身首异处。这说明，即便是开明君主，也难以容忍挑战其权威的独立思考；即便是被誉为 “美德” 的纳谏，也需建立在君主愿意容忍的前提下。

更多的帝王，则将 “服从” 推向极致。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群臣噤若寒蝉，无人敢言真相，最终秦王朝二世而亡；明清时期，文字狱愈演愈烈，一句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便能招致杀身之祸，无数读书人只能埋首故纸堆，不敢有丝毫越界的思考。

《尚书》有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一个国家对待 “异类” 思考者的态度，恰恰决定了其文明的高度。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不断发问，引导人们独立思考时，东方的智者却在为 “避祸” 而三缄其口；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冲破神学桎梏，倡导人文主义时，封建中国的读书人还在 “代圣贤立言”，不敢有自己的半点见解。

无数历史证明：那些扼杀独立思考、推崇盲目服从的时代，无一不是文明停滞、国力衰微的时代；而那些鼓励质疑、包容异见的时期，方能迎来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盛世。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强调：“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当这种勇气不被鼓励，甚至被压制时，社会的创造力与活力便会逐渐枯竭。

03 现实之踵历史已经远去，但我们真的早已挣脱了盲从的枷锁吗？

当 “手机式童年” 成为常态，当算法构建的 “信息茧房” 无处不在，当 “标准答案” 充斥着教育的每个角落，我们是否正在培养一代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 “顺民”？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研究显示，“手机里泡大的孩子” 普遍面临社交剥夺、注意力碎片化等问题。他们遇到难题时，第一反应是 “拍照搜题” 而非自主思考；他们的认知世界，被算法精准投喂的同质化信息所塑造。更可怕的是，这种 “投喂式教育” 正在扼杀质疑精神。

当学生质疑课本答案时，得到的往往是 “按标准答案答题” 的告诫；当员工提出不同见解时，遭遇的可能是 “不懂规矩” 的排挤。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了 “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默认了 “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将服从等同于 “懂事”，将盲从视为 “安全”。

韩国 “岁月” 号客轮海难的悲剧，至今仍令人扼腕。两百多名学生在船身倾斜时，谨遵船方 “原地待命” 的指令，错失了最佳逃生时机，而那些无视指令、私自逃生的学生反而幸存下来。这起悲剧的背后，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绝对服从” 文化。

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尊重长辈、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是错误的，也不能轻易违背。这种文化培养出的，要么是极端叛逆的反抗者，要么是胆小怯懦的盲从者，唯独缺少了能独立判断、敢于担当的思考者。

更令人忧心的是，“服从崇拜” 正在侵蚀公共话语空间。美国前媒体人桑切斯曾揭露，主流媒体为了塑造 “敌人”、集结舆论，刻意压制非主流声音，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 “非黑即白” 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方式扼杀了批判性思维，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沦为 “乌合之众”。这些人不再思考事件的真相，只愿服从媒体塑造的 “正确观点”；他们不再质疑权威的论断，只懂跟风谩骂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场景难道不熟悉吗？当某件热点事件发生时，总有一群人不问事实真相，便根据 “权威消息” 或 “大众情绪” 站队；当某个观点被广泛传播时，很少有人去考证其真实性，便盲目转发、奉为圭臬。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沦为情绪化的群体动物时，表面的 “意见统一” 不过是虚假的繁荣，内里早已是一盘散沙。

陆九渊曾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可如今，“质疑” 却成了一种稀缺品质。我们害怕被贴上 “抬杠”“杠精” 的标签，于是选择沉默；我们担心被孤立、被排挤，于是选择盲从。

当办公室里没人敢质疑领导的错误决策，当课堂上没人敢反驳老师的不当言论，当网络上没人敢挑战主流的片面观点，这个社会便陷入了 “集体沉默” 的困境。而这种沉默，远比争吵更可怕。争吵至少还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沉默只会让错误不断累积，让荒谬成为常态。

03 深层之害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戴震的这句治学箴言，不仅适用于读书做学问，更适用于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当独立思考被视为异类，当盲目服从被奉为美德，其危害绝非个体层面的精神沉沦，更是国家层面的发展危机。

对一个国家而言，扼杀独立思考无异于自断根基。一个国家的进步，从来不是靠一群盲从的 “顺民” 推动的，而是靠一群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思考者引领的。

从哥白尼推翻 “地心说”，到爱因斯坦提出 “相对论”；从王安石推行 “熙宁变法”，到梁启超倡导 “维新变法”，每一次社会的进步、文明的飞跃，都离不开独立思考者的勇气与担当。梁启超在撰写《王安石传》时，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参阅了近百种史料，对《宋史》中的不实记载一一详辨，这种 “不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 的治学精神，正是独立思考的典范。

反之，当一个国家充斥着盲从者，其发展便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晚清时期，统治阶层固守 “天朝上国” 的迷梦，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将提出改革的人斥为 “异端”，将学习西方的制度视为 “卖国”。结果呢？曾经的世界强国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这便是扼杀独立思考的惨痛代价。

更可怕的是，“服从崇拜” 会滋生腐败与谎言。当独立思考被压制，当不同意见被排挤，权力便会失去监督，腐败便会乘虚而入。在这样的社会里，“说真话” 反而会招致祸患，“说假话” 却能平步青云；“办实事” 的人被视为 “异类”，“搞形式” 的人却被奉为 “楷模”。于是，遍地都是言不由衷的敷衍，处处都是弄虚作假的表演。

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场景，所有人都知道皇帝光着身子，却没人敢说出真相，只能跟着夸赞 “衣服真漂亮”。这种集体性的谎言，会一点点侵蚀社会的信任基石，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与隔阂，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

《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不仅是治学的五个步骤，更是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博学” 的视野、“审问” 的勇气、“慎思” 的智慧、“明辨” 的能力，便无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立足；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便如同失去了灵魂，即便拥有再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崛起。

04 破局之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读书人，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但可以从自身做起，守护独立思考的火种，传递包容异见的温度。而一个国家要摆脱 “服从崇拜” 的困境，更需要从教育、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为独立思考者营造生存的土壤。

教育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根基。我们的教育，不应再是 “填鸭式” 的知识灌输，而应是 “启发式” 的思维训练。正如陆九渊所言：“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教育者应当鼓励学生提问，包容学生的 “异想天开”，引导他们学会质疑、学会分析、学会判断。

当孩子问出 “为什么太阳从东方升起” 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给出标准答案，而应引导他们观察、思考、探索；当学生质疑课本内容时，我们不应粗暴地否定，而应与他们一起查阅资料、辨析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代有思想、有担当、有智慧的年轻人。

文化层面，我们需要重塑对 “美德” 的定义。服从不是美德，明辨是非后的理性服从才是；叛逆不是原罪，敢于质疑后的独立判断才是。我们应当弘扬孟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的怀疑精神，推崇戴震 “不以人蔽己” 的治学态度，倡导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人格追求。

媒体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打破 “信息茧房”，呈现多元视角，鼓励理性讨论，而不是制造对立、压制异见。只有在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独立思考才能蔚然成风，创新活力才能充分迸发。

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建立保障异见的机制。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有容纳批评的胸怀。因为这些批评的声音往往是问题的先兆，是改革的起点。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思想的进步往往始于异端，终于迷信。”

当一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时，它便失去了这面镜子，也失去了看清自身、调整方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