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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读史常不禁想起庄子的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盗跖横行乡里，不过害及数家；而一套扭曲的规则，却能让千万人在 “合法” 的外衣下遭受无妄之灾。有人说，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可当规则沦为少数人整人的工具，当法律成为特权阶层的保护伞，这种制度性的恶，岂非同于在社会的主动脉里下了慢性毒药？

犯罪是明目张胆的恶，如同旷野中的饿狼，人人得而诛之；而利用规则整人，却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它戴着“国家利益” “合法”“公正” 的面具，行着损人利己的勾当。

秦代的 “弃灰之法”，将弃灰于道这样的微末过错处以重刑，看似维护公共卫生，实则是商鞅 “以刑去刑” 思想的极端实践，最终沦为统治者震慑百姓的工具。试想，当倒垃圾都可能招致刑罚，民众何来安全感？当规则的制定者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民生之上，这样的规则与抢劫何异？

正如意大利法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所说：“对法律的恐惧应当是普遍的，但恐惧的对象应是法律本身，而非执法者的个人意志。”

这句话点出了人治与法治的一个关键区别：当恐惧源于法律本身的不公，而非对违法行为的惩罚，这种恐惧就变质了。

有人反驳说，规则本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岂能因少数滥用者便否定其价值？此言差矣。我们批判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那些被特权扭曲、被私利绑架的 “恶规则”。就像一把菜刀，在厨师手中是烹饪的工具，在歹徒手中便是杀人的凶器；规则的善恶，从来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内核是否基于公义，是否维护人民利益。

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朱元璋因出身忌讳 “光”“秃” 等字，杭州学者徐一夔仅在贺表中用了 “光”“则” 二字，便被认定讽刺自己当过和尚、做过 “贼”，惨遭诛杀。

乾隆年间的徐怀祖案，只因诗集被仇家检举有 “辱骂清廷” 之嫌，即便其人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子孙族亲牵连获罪，连两个名字连起来是 “首发成濯” 的族人，都被诬陷影射剃发制度而处死。

这些所谓的 “律法”，哪一条不是以 “维护皇权”“巩固统治” 为名？可它们保护的是少数人的特权，迫害的是无辜的百姓，这样的规则，比强盗的刀枪更具杀伤力。

刀枪只能剥夺人的生命，而恶规则却能摧毁人的精神，窒息社会的活力。

制度性恶的根源，在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当规则由少数人制定、为少数人服务时，无论其形式多么完备，实质都是压迫的工具。

制度性的恶，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的 “合法性” 与传染性。个人犯罪是孤立的行为，而恶的规则一旦确立，便会形成 “逆淘汰” 的生态链。就像刘志军主政时期的官场，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员被排挤到无权部门，洁身自好者被迫辞职调离，而钻营附会、阳奉阴违之徒却能平步青云。

当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成为潜规则，当清廉正直成为不合时宜的 “原罪”，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便会发生扭曲。

正如《民生周刊》所指出的，这种 “逆淘汰” 机制的危害，远不止于贪污腐败本身，它会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制造社会对立，让毒化的官场风气蔓延至各个领域。

这不禁让人追问：当规则成为少数人打击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守法者沦为受害者，违法者却步步高升，这样的社会还有公平可言吗？

回望历史，中华法系并非没有仁恕的底蕴。

西周有 “三纵三宥” 之法，对幼弱、老耄、蠢愚之人及过失犯罪减免刑罚；唐太宗主张宽刑，宋明清有自首、恩赦之制，这些都是中华法文化中闪光的部分。

清代通州胡长龄在审理盗案时，将卷宗中的 “从大门入” 改为 “从犬门入”，一字之差便将抢劫罪改为盗窃罪，挽救了十余条人命；溧水知县袁枚处理 “僭越” 案时，并未因程木生误用 “赦免” 一词便株连九族，而是以 “引书失检” 从轻发落，避免了冤假错案。

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良法善治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在于坚守公义。而那些将少数人利益包装成大众利益的规则，那些维护特权、迫害无辜的制度，本质上都是对中华优秀法律传统的背叛。

但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法的神圣传统之一，便是律法成为君王的囊中独占之物。” 这种 “生法者，君也” 的专制思想，导致了无数制度性的悲剧。与中世纪欧洲不同，中国古代的法律始终未能脱离皇权的束缚，未能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制度框架来保障公民权利。

那么，在现代社会何为良法？何为善治？我想答案早已蕴含在 “人民主权” 的理念之中。良法不应是君王的私产，不应是特权阶层的保护伞，而应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标尺。

现代法治建设表明，真正的良法善治，应建立在三个维度之上：来源的正当性、内容的合理性、执行的公正性。

来源的正当性要求规则必须反映人民意志。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概念，虽然抽象，却指向一个基本原则：规则不应是强加的，而应是人民大众共识的结晶。

内容的合理性要求规则必须符合基本正义。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认为有些正义原则是普遍的、不变的。规则若违背基本人性与道德，无论程序多么完备，实质都是不义的，例如所有过度强调对统治者的服从都是违背公理的。

执行的公正性要求规则必须一视同仁，平等适用。东汉哲学家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但更重要的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律不应偏袒权贵，如同墨线不迁就弯曲的木头。

19世纪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大法官还提出“法律的预测理论”，认为法律的核心功能是让人们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当规则因人而异、因权而变时，这种预测功能就失效了，法治也就名存实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曾经毒害社会的恶规则，终究会被时代所抛弃。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便是守护良法的火种，警惕规则的异化，让每一条规则都闪耀着公义的光芒，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