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账旧账一起算，高市早苗万万没有想到，经济受创的日本，如今又可能面临支付数亿元的账单。日韩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像一根深深扎在两国关系中的刺，时不时被触碰，就会引发剧烈的矛盾和痛苦。

2025年12月23日，这根刺再次被狠狠地扎了一下。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部分韩籍遇难者的遗属，将一纸诉状提交到了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他们要求日本靖国神社撤下未经允许而合祀的先人牌位，并向日本政府及靖国神社索赔8.8亿韩元。这场诉讼的原告是10名韩籍军人及其遗属，他们的先辈在日本统治时期被强制征兵，最终战死他乡，留下无尽遗憾。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被迫牺牲的韩籍人员死后，却被靖国神社擅自合祀，与14名二战甲级战犯共享香火。韩国方面指出，对于遗属而言，合祀在靖国神社不仅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种将牺牲者纳入美化侵略战争框架的行为。日本政府不仅将强征韩籍人员送上战场，还向靖国神社提供了这些逝者的个人信息，这一做法被认为侵犯了遗属的人格权、宗教信仰和良心自由。

统计显示，靖国神社内合祀了日据时期被强征的2万多名韩籍人员。自上世纪90年代曝光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实际上，这并非韩籍遗属首次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几十年前，当合祀情况首次被披露时，遇难者家属曾两次向日本法院提起取消合祀诉讼，但均因诉讼时效届满而被驳回。今年9月，又有6名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但前景依旧不明朗。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常以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为由，声称所有索赔问题已经解决。

早在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在一桩韩籍强征劳工索赔案中明确裁定，《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能剥夺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这一判决为此次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选择在韩国法院而非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也反映出遗属们对日本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同时显示他们希望通过国内舆论向日本施压的决心。靖国神社并非普通的宗教场所，它建于1869年，最初名为东京招魂社，由政府和军队管理，原本是为在明治维新内战中战死的官兵招魂之地。

二战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自始至终与军队和军国主义紧密相连。更引发争议的是，靖国神社合祀了14名太平洋战争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侵略战争主要决策者。1978年，靖国神社甚至将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名义悄悄合祀，这一行为让靖国神社继承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性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

此次诉讼发生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一系列争议言行而引发关注。作为日本右翼代表人物，高市早苗近20年来几乎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上台仅两个多月，她就因公开声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同时宣称独岛（日本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触碰了韩日关系中最敏感的神经。

这些言行不仅引发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也使韩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韩籍遗属起诉靖国神社，可被视为韩国社会对高市早苗政府强硬立场的一种回应。这场诉讼背后，是历史解释权的争夺。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否认和美化二战侵略历史，而靖国神社正是其教育宣传的重要环节。战后，日本保守主义将二战不光荣的历史视为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障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淡化加害责任，塑造受害者叙事。

对韩国遗属来说，将祖辈合祀在靖国神社意味着二次加害。一位七旬遗属痛心表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发动战争的战犯，把我爷爷的名字和他们放在一起，就是在玷污我爷爷的清白。这种把受害者与加害者并列供奉的行为，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也践踏了遇难者的尊严。韩国遗属的诉讼不仅是为了经济赔偿，更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恢复祖辈名誉。诉讼结果尚难预料，但首尔法院的态度已备受关注。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在强征劳工案中的判决曾开创先例，这一次是否再次站在历史正义一边，引发各方关注。

日本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妥协可能引发更多类似诉讼，而强硬则可能进一步恶化日韩关系。对高市早苗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内外交织的严峻考验。当法律文书在首尔法院正式归档，8.8亿韩元的索赔数字跃然纸上，这场诉讼已经超越了个别家庭寻求正义的范畴，成为一面映照日韩两国历史纠葛的镜子。高市早苗政府一方面推进穿梭外交、准备与李在明会面，另一方面又在敏感问题上频频刺激韩国神经。韩国遗属则选择用法律武器，在祖国土地上讨回属于自己的历史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