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德国近年来不断强化高校与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着力构建政府、学术界与经济界三方联动的长效机制。其中，设立“基金教授席位”（Stiftungsprofessuren）成为一项重要举措。

与传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教授席位不同，德国基金教授席位由第三方资助者提供全部或部分经费资助。第三方资助者包括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资助期限由资助方与高校协商确定，一般是5到10年，其中超过50%的资助期为5年，约12%的资助期为10年。资助期结束后，近2/3的教席会被纳入常规教授岗位体系。

一般来说，从资助方最初萌生设立教席的想法，到最终完成任命，需要12到18个月的周期。在聘任流程方面，德国基金教席的聘任程序与常规教授无实质区别，须遵循所在联邦州《高等学校法》的规定。德国高校会就该岗位公开发布招聘公告，由高校设立的聘任委员会负责遴选最合适的候选人。其特殊之处在于，资助方可在聘任委员会中以“客座”身份参与。这一设计既保障了资助方的知情权和参与度，也确保了学术遴选的独立性和规范性。德国基金教授享有与常规教授同等的地位与职责。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组织考试、为学生提供辅导等，还承担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任务。同时，德国基金教授对其教席中的研究团队拥有明确的管理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依照劳动法采取措施，如提出警告或解雇。此外，他们还须参与高校的学术自主管理工作。

从数量上看，截至2023年，德国共有751个基金教授席位，约占全部教授岗位的1.4%。从资助来源来看，约57%的基金教授由企业资助，其余43%由基金会资助。就所在的高校性质来看，2023年共有193位基金教授在私立或教会类高校工作，占该类高校5535个教授职位的3.5%。公立高校共有558个基金教授席位，在全部46138个教授岗位中占1.2%。从地区分布来看，柏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巴登-符腾堡州是设立基金教席数量最多的联邦州。柏林的基金教席所占比例最高，为3.3%，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比例最低，为0.1%。可以看出，基金教席的区域分布差异较为显著。

从学科分布来看，基金教席可设于所有学科领域。根据德国基金教席服务中心的数据，约34%的岗位设立在经济学领域，数学、信息工程、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占比为36%，人文学科与医学领域则各占约11%。在薪酬和资助结构方面，基金教席获得的资助额度主要取决于所聘教授的职级，薪酬采用德国的W薪酬体系（W-Besoldung）发放。资助方一般承担教授的基本工资、绩效津贴和养老金补贴，同时支付相关团队科研人员费用及物资经费等。具体到个人，资助金额差异较大，年资助总额在5万欧元至50万欧元之间，主要依据学科领域和高校类型而定。理工科领域的资助金额通常高于人文学科，综合性大学的资助金额一般高于应用科学大学。私立高校的基金教授薪酬由教授与学校之间单独协商确定。

基金教席制度目前成为德国私营部门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德国高校管理层中，该制度获得广泛认可。根据德国资助者协会发布的数据，超过80%的受访高校校长认为基金教席制度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资助举措，而且这一评价在公立高校与私立高校之间基本一致。

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基金教席制度在德国高校层面发挥了多重推动作用：一是拓展科研资源，推动新的研究重点发展。德国高校通过引入社会资金补充自身资源，并积极回应社会发展趋势。约有3/4的德国校长认可基金教席在科研推动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增强科研的应用导向，推动成果转化。该制度有效提升了德国高校科研的现实关联度和转化潜力。三是扩充教学资源，强化课程的实践性，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尽管教学并非高校设置基金教席时的首要考量，但基金教席在扩展教学资源方面的成效显著，超过82%的德国大学校长对此表示认可。四是促进学术界与经济界的合作，提升高校战略定位。基金教席拓展了德国高校与企业等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强化了学校的整体学术布局和对外协同能力。五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基金教席精准对接德国产业人才需求，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有效拓展育人路径，为德国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发展平台。

除了对德国高校发挥重要推动力量外，基金教席的设立也为资助方以及教授个体带来了显著收益。从资助方视角看，基金教席成为其深度参与关键科研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的重要路径，助力产学研协同推进和高层次人才储备。对于企业而言，该制度不仅有助于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还有利于及早吸引高素质人才。从教授视角来看，基金教席为其搭建了与企业界深入对话的平台，使其在学术与产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相较于常规教授岗位，基金教授通常拥有更高的制度灵活性与资源调配权，有助于在教学与科研中保持创新活力。

总的来看，基金教席作为连接德国资助方、高校和教授三方的制度性桥梁，在实践中获得广泛认可，被视为推动德国经济界与学术界、高校与资助方深度合作的典范模式，已成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经验亦可为发展中国家产学研协同发展提供有益启示。通过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的资助路径，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根据战略需求，以“岗位定向资助”或“结构性资助”等形式嵌入高校内部体系，有望打通高校治理结构与外部合作之间的通道。围绕重点研究方向、新兴学科建设和关键产业领域，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与人才集聚，构建政府、高校与企业协同推进的产学研融合生态。

（郭荣梅系德国图宾根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孙进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5年12月18日 第10版

作者：郭荣梅 孙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