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12月8日文章，原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受困于思维定式澳大利亚稳定对华关系的努力值得欢迎，但旧有的敌对心态依然根深蒂固。体制性偏见、选择性愤怒和脱离现实背景的媒体叙事仍然影响澳对华看法，从而限制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华政策重启。

尽管阿尔巴尼斯政府因稳定对华动荡关系而受到赞誉，但这种对华政策“重启”可能更多停留在言辞层面而非实质性转变。一种顽固的对抗性思维框架仍在塑造澳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态度，阻碍了真正务实的对华有益交往，而体制性偏见、敌对性媒体叙事以及危险的历史健忘症导致这种框架持久存在。

一种隐性“四层体系”引导着澳外交政策，其框架如下：第一，盟友——我们从这些国家获取战略方向，从不批评其任何问题（巧合的是这些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我们为其提供无条件支持；第二，朋友——有问题时会私下沟通，但从不公开抨击的国家；第三，中立国家——我们不在乎的那些国家；第四，对手——我们会用任何理由（无论是否正当）对其进行攻击的国家。

这种体系不但影响澳外交、贸易和战略伙伴关系，且常有悖于澳所谓的信守“普世价值”和国际法承诺。这也凸显澳战略文化中的紧张关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联盟忠诚与国家独立之间、坚守传统与战略灵活之间。随着澳在亚太地区复杂竞争中周旋，这些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这种体系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澳中关系，还影响澳作为中等强国的公信力、在多边论坛扮演的角色，及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的能力。选择性的道德标准削弱了澳的软实力。

我们选择性愤怒的对象是我们想要妖魔化的国家，而非对方行为本身。透过这种思维就能了解澳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2016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被降格为“第四层”国家，这种转变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和外交造成灾难性后果。值得称赞的是，澳当前政府正尝试改善对华关系，但有关措辞仍充斥旧有敌对立场的假设。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纳德·基思指出，澳继续依赖美国作为“平衡维持者”，实际上是将中国定位为需要被制衡的力量。澳安全机构以及对华怀有敌意的媒体发起的信息战在两个层面运作：营造恐惧气氛并悄然抹除事情真相。澳无端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种种行径却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削弱了澳的公信力，阻碍了基于真正国家利益的独立外交政策。

澳面临根本性挑战，仅凭外交辞令无法实现澳中关系的真正重启。充斥着低劣地缘政治叙事和历史遗忘的公共舆论，无法就国家利益开展有见地的明智辩论。正如基思所指出的，中国多年来一直倡导“和平共处”原则。真正务实的澳外交政策应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探索合作途径。阿尔巴尼斯政府已在稳定澳中关系方面迈出关键第一步。下一步需要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和清晰历史认知而非恐惧的澳中关系。唯有如此，澳才能摆脱过时外交政策框架的束缚。（作者大卫·希金博特姆是“澳大利亚独立与和平网络”协调委员会成员，丁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