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

西方总是想垄断民主的界定权，似乎只有其民主形式才是民主的，而其他形式都不能纳入民主的范畴。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制度的成效；而近年来西方制度的极化与劣质化发展，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都有其历史和传统的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适合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民主制度才是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得以蓬勃发展的沃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上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路径，而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他们深感诧异，就称之为“中国奇迹”。但是，中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或运气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制度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也必然“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制度何以在中国有效？除了其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因为有着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在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深层文化结构是建立在一种关系性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性“本源”或宗教中唯一“神”之上的。作为绝对的基础或创造者，西方形而上学的真理是巴门尼德式的“一”，没有给不同意见留下讨论协商的空间。中国的传统与之有明显的不同。在古代中国，如商朝，也曾经有“帝”和“天”的概念存在，但是无论“天”还是“帝”，都没有成为万能的创造者和支配者，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统治关系的象征，与普罗大众有着互动中的关联，可以说是某种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帝”的概念消失了，只有“天”的概念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但无论怎么尊贵，人们都将其放在“天地人”的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根据中国先贤的思考，天与普罗大众是可以互动的，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帝”或“天”的统辖力量是建立在与天下的民众关联之中的，这种关联就为构成中国文明社会治理的互动协商性质开辟了可能的空间。不仅如此，中国古人甚至有时还将民众的力量置于“神”之上，即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正因为如此，欧洲启蒙运动前期伏尔泰等人曾经以理想化的中国“开明君主”与专制独裁的西方君王相比，从而在启动欧洲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某种历史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特的民主观念。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中国古代具有的这种民视天听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颠覆或转换，权力的基础和起点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说，人民已经占据了“天”的逻辑位置或位格。政府必须根据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点，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和评价政府行政的标准。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文化特征和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关系性形而上学理解的文化基因，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就具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根基和民族特征，就有了独特的中国哲学理论基础。这种建立在中国独特理论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治理制度，就展现了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涵养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实际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杂多是实体性的真实存在，而单一性则只是观念中的抽象存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关于上苍与杂多的人之间关系的思考，脱离了这种关系性范畴，就无法认识中国社会的天人关系，也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秩序。自古以来，中国的民本思想显然是建立在这种关系的思考之上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与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深沉的人文精神让中国远离了宗教狂热，孔子早就引导人们理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道理，避免了许多无谓的形而上学或神学争论。在中国典籍之中，到处都讲“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原则。在封建制度背景下，尽管统治阶级的目的是维护其阶级利益，但是，在现实中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毕竟对统治阶级行为方式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许多有识之士和杰出人物，如韩愈、林则徐等，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远大志向，以“先忧后乐”的境界，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献身报国安民的事业之中。这些渗透在中国人文化血液中的价值观念，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资源，而且成为当今党员干部以身许国、执政为民、甘于奉献的文化渊源。

第二，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孕育着当代中国尊贤使能的选才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进一步阐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既然仁政德治如此重要，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性修养。就如孟子所言，“尊贤使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呢？实际上，二者都重要。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障选出德才兼备的合适人来。中国更多地采取选贤用能的用人制度，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境界，强调官员的历练。在吏治的评价中，主流的方法还是特别强调根据政绩来评价官吏，这就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激励，鼓励官吏为老百姓的幸福、为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贡献智慧和辛劳。

第三，包容稳健的理政传统培育着党员干部理性审慎的执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演化源远流长，古代的许多政治范畴，譬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一经提出便在一代代政治实践的检验和讨论中延续。中国人厌恶极端的对立，主张有无相生、过犹不及、祸福相依的中道观。《礼记》根据“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到孔子那里就成为“和而不同”的原则。在他看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加考虑长远的利益，更加具有理智的韧性。在中国人看来，有差异、矛盾和冲突是常态，但不宜采取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应该像张载主张的那样，“仇必和而解”。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逐步发展壮大，也让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之中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格局。

第四，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意识促进当代中国不断改革创新。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意识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中国人看来，“天地革而四时成”，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只有不断地变革，才能实现“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明代的王廷相对变革的必要性就有更真切的理解，他指出：“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历史上许多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维持了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当今中国人民改革创新的意识，就深深扎根在中国几千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中。

第五，经世致用的评价文化引导着我们形成注重实绩的评价导向。中国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不尚空谈，而是主张“知行合一”，以求达到经世致用的目标。儒家反对空谈生死和鬼神的玄学，主张修身入世，在实际社会中建功立业。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要求官员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这就与西方竞选式民主造成的选举语言和实际执政脱节的现象有了分野。由此可见，中国的制度历来就有青睐用实际政绩来评价官员的基因。中国发展为什么快，制度为什么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自己实干和政绩既证明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之，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中国古代智慧往往被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所遮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伟大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日益创造出更加有成效的治理业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