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晓静

中亚五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中亚地区不仅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和重要的贸易通道，更是全球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区域。其中，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塔吉克斯坦的煤炭储量、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资源储量都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对中亚国家进行能源投资，有利于实现中国能源供需平衡和推进中国-中亚能源合作。

在2025年6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明确提出，各方支持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扩大能源全产业链合作，进一步拓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领域合作，加强水能、太阳能、风能、 氢能等清洁能源合作，深化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实施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等项目。同时，中企在中亚五国开展能源投资也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企对中亚的能源投资

中国与中亚油气合作始于1997年的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项目，随着土库曼斯坦阿姆河项目、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哈原油管道项目、哈南线项目等陆续建成，形成了以油气勘探开发为核心纽带，覆盖勘探、开发、炼化、运输、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功打造了资源、供应、效益、品牌“四位一体”的油气核心合作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能源投资额不断稳定增加。例如，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能源合作发展顺利，安格连电厂是近年来两国最大规模的火电施工合作项目，总投资额2.4亿美元。

根据近期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成果显著,特别是在天然气领域，已形成稳定供应关系。同时，合作趋势正从传统的油气贸易向覆盖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方向快速拓展。

中企对中亚五国能源投资的法律风险

在法律层面，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各项法律规定，给中企与这些国家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带来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哈萨克斯坦政府在2007年8月颁布的《关于保障经济领域国家利益问题的民法补充和修正案》规定了政府有权拒绝矿产开发权的转让或许可证的发放，并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在资源领域的投资不确定性；乌兹别克斯坦对能源的开采采用许可证方式设置矿业权，需要乌国内阁通过议案后公开招标发放许可证，法律体系常通过总统令、政府文件补充说明，使得法律修改变动随意，新旧法令冲突时有发生，增加投资不确定性；塔吉克斯坦政策稳定性不强，外籍人员比例限制以及海关、税务部门不合理征税和罚款现象可能增加经营成本。外国仲裁结果可能难以被承认和执行，增加了商务纠纷解决的复杂性；吉尔吉斯斯坦环保要求较高，对矿产资源开发类企业尤其严格，违反规定可能导致高额罚款和民众抗议；土库曼斯坦投资合作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健全，执法的规范性不足。争议发生时只能在当地仲裁机构或法院解决，政府部门强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普遍，导致外国企业维权难度大。当地法律事务所数量有限，律师业务水平不高。

中企能源投资如何防范风险

（一）完善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在20世纪末和中亚五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受到当时国际环境和各国经济水平的制约，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投资者目前的需求，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和回应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大背景下中国投资者的需求。中企与中亚国家具体投资协定的修订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完善投资的定义。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投资的概念过于模式化，修订后的双边投资协议应采取“混合式”投资定义，即考虑到对中亚五国能源领域投资的特殊性，同时包容不同类型的投资以避免定义上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保护投资者的切身利益；2.扩大最惠国待遇范围。20世纪末中国和中亚五国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并未给出明确范围。在目前的中国和中亚五国经贸交往中，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充当资本输出国的角色，扩大最惠国待遇范围会对资本输出到中亚的中企提供更完善更全面的保护；3.明确公共利益范围、间接征收概念和补偿标准；4.革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包括扩大提交仲裁的范围，在争端解决条款中明确引入ICSID争端解决机制。

（二）构建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机制，消除制度差异化带来的投资障碍

随着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深入，中方面临协调与平衡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和矛盾的局面，为保证油气管道的长期稳定运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原则，中国亟待推动建立多边能源合作协调机制。中国—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机制应包括建立能源交易市场、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强技术合作、提高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等内容。首先，能源交易市场是中国—中亚五国能源合作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起着促进能源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平衡的作用，同时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中国和中亚五国可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以促进区域内的能源交易；其次，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有助于各国能源市场规模不断升级，这有助于促进能源的流通和分配。中国和中亚五国可以共同投资和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以促进能源的交流和流通；再次，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和中亚五国可以共同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标，并提供支持和资金，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最后，各国间加强技术合作。能源技术是能源投资在勘探开发的核心内容，中国和中亚五国可以加强技术合作，共同研发和应用最新的能源技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

（三）健全境外投资法律风险评估体系，积极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长期的能源战略中，中国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的经验，构建完善的中国能源投资保险制度，采用专业的能源投资保险机构尽可能地保障中国企业对中亚能源投资的资产安全。完善的中国能源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海外投资保险方面形成一定的影响，对海外投资东道国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使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更好地为中企在中亚国家能源投资服务。

中企在中亚五国能源领域进行投资时，为了保护企业的权益，应当积极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来保护自身权益，其中包括“中信保”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等机构。

（四）充分利用ICSID争端解决机制

对中企而言，选择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时优先需要考虑的是公正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在以上三个方面具有东道国国内救济机制无法相提并论的优势。国际投资领域，双边投资协定争议解决条款授权投资者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已成惯例，投资者与东道国通过仲裁解决争端也成为常态。目前，ICSID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首选解决方式。ICSID 受理案件数量远超其他仲裁机构。ICSID具有下列优势：首先，ICSID 裁决作出后即对争议双方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次，ICSID 裁决作出后自动获得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认可的效力，无需接受两国法院的审查和承认；再次，ICSID 系世界银行出资设立，拒绝履行 ICSID 裁决会影响东道国的国际信誉，可能导致世界银行拒绝对其提供新的贷款；最后，若东道国仍未主动履行仲裁裁决，中国投资者可以依据《ICSID 公约》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向东道国或其他有东道国财产的ICSID 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指定机构提出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建议中企提出申请前，详细研究被申请国家对于国家豁免的立场以及相关法律、政策及案例，有针对性地选择更易执行的国家，实现维护利益的目的。

从表3可见，目前中亚国家除塔吉克斯坦外均是《ICSID 公约》成员国。根据公约，如果成员国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因国际投资产生争议，可以向 ICSID 提出申请，通过调解或仲裁的方式解决投资争端。由于中国在签署《ICSID公约》时设置保留条款，该公约对中国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因征收补偿金额产生的争议。除此之外，公约对中国不具有拘束力。从上表可见，中亚五国均加入《纽约公约》。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商事保留，只对依据中国法律认定为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公约，因此，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无法适用公约。中国投资者选择国际仲裁机构时需考虑中国与中亚东道国缔约情况以及所作保留条款，从而选择适合的争议解决方式。

（作者系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