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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很多数据公司想要做业务，必须要准备大量的法律文书。”数据宝董事长、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汤寒林的感慨，道出了中国数据产业曾经的困境。

那是一个规则缺失、信任难以建立的拓荒时代。数据是什么？归谁所有？交易的边界在哪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如今，数据这一"数字时代的石油"终于冲破法律与规则的真空地带，成功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得以“光明正大”地抵押、入股、入表。回首来路，这是一场中国长达十年的数据确权长征。

价值发现——从成本负担到价值涌现

历史的时钟回拨到十年前，数据的处境远非现在这般“鲜花着锦”。

且不说还没有发现其隐藏的价值，在更早的时期，数据甚至不被视为资产。它仅仅是业务运行的“副产品”，或者成本负担。系统管理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删除日志文件，为新的数据腾出空间。这种如今看来近乎"暴殄天物"的行为，却是当时的常态。

历史的转折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发生。21世纪初，一家美国的搜索公司正陷入经营困境。服务器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日志文件，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删除处理掉。直到一位新入职的数据分析师排查服务器故障，在翻阅海量日志时，她萌生了一个想法：

“这些点击、停留时间、后续搜索行为，不就是成千上万的用户每天都在免费告诉我们，哪个结果才是‘好’的。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最真实的反馈来训练我们的算法呢？”

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惊醒了算法团队：他们梦寐以求的答案，并不只在复杂的数学模型中，更存在于日复一日丢弃的日志里。

理论界开始系统地总结出大数据的“4V”特征（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密度低但整体价值大），为认知数据价值提供了框架。

与此同时，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大爆发为大数据的发展埋下了草灰蛇线。2014年，时任阿里巴巴董事长的马云首次系统阐述从“IT时代”到“DT时代”的论断，将大数据提升到全新高度。

尽管此时产业界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但是困境依旧。“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的“三不”困境，如同沉重的枷锁，将海量公共数据的价值深深锁在各个系统中。

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带来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却是数据权属不清导致数据流通的踟蹰不前。市场的力量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很多企业在法规空白期，“摸着石头过河”。

汤寒林在接受数据猿记者的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在2016年提出了‘国有数据代运营’的方案，虽是政策不明朗下的折中方案，却真实反映了产业的迫切需求。”

政策破冰——从“数据二十条”到“三权分置”

2015年，是真正的破冰之年。这一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份纲要首次提出“大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并明确“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社会力量”四个字，首次写入国务院文件，犹如春雷乍响，为数据授权运营打开了政策空间。

同年，作为数据交易“集市”，大数据交易中心诞生。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在各区域陆续成立，成为数据确权的“核心枢纽”。

真正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基石在2022年奠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也就是俗称的“数据二十条”）问世。创造性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巧妙地绕开了数据所有权这一全球性理论争议，聚焦于数据的实际应用与流通需求。

“它扮演了行业‘基本法’的角色。”汤寒林如此评价。之所以称其为“基本法”，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回应了行业长期面临的核心难题——即数据权属问题。

汤寒林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不强调“所有权”，意味着在根本层面上，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最终权属归于国家、全民所有，类似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各类主体对数据的“持有权”，这一安排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方权益，有效避免了因“所有权”争议而产生的制度内耗，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奠定了法律基础。

当数据确权尚未有明确的方案，搁置争议，应用先行，这一独居中国智慧的举措，刹那间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如果说，“数据二十条”奠定了数据确权和流通的基础，那么2023年8月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则成为数据要素迈向资产化的"催化剂"。

这项被业内称为“数据资产入表”的政策，彻底改变了数据投入的性质：采集、治理等成本不再只是当期费用，而是可确认为资产，让数据成为能撬动资本的“真金白银”。

“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项数据资产化实践，例如服务贵阳中安科技集团、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等客户，协助企业通过数据资产实现银行抵押贷款、作价入股等多元化价值释放。此外，我们联合天风证券、湖北融资担保集团，成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发行纯数据资产证券化（ABS）产品，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汤寒林介绍称。

2025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1+3”配套规章，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授权运营、价格形成等作出细致规定。至此，以“中央意见+部门规章+地方条例”三位一体的数据基础制度矩阵初步定型，宣告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三证齐发”——打通数据从资源到资产到资本的经脉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大数据交易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它们制定规则、建立标准，运用区块链铸造“数字身份证”，通过隐私计算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构建起从合规评估到争议调解的全链条服务。

从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立为起点，如今数据交易所已经完成了从“交易集市中心”到“数据生态中心”的蜕变。

汤寒林介绍，自2019年起，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率先系统性构建会员体系与生态合作，通过激活平台活力，最终实现了自负盈亏，这一模式随后成为行业标准。

交易中心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的“数据资源”，通过规则、技术和服务的三重赋能，转化为了权属相对清晰、边界相对明确、可计价、可交易的“数据产品”。

汤寒林表示：“数据交易的对象并非原始数据，而是经过加工的数据半成品，我们将其比喻为‘积木’。数据供给方通过隐私计算、可信数据空间等技术，在保障‘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将原始数据加工为标准化的数据元件（积木）。数据需求方则根据这些积木按需组合，实现数据价值的精准释放。”

对供给方，数据交易中心是价值“放大器”；对需求方，它是合规“过滤器”；对整个社会，它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随着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以及各地数据交易中心各类创新举措的推出，数据确权的凭证体系也日益完善，逐渐形成了数据要素登记凭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数据资产登记凭证“三证协同”的格局。

很多人对于这三个数据“证件”有所混淆，汤寒林为我们清晰梳理了"三证"的不同定位和功能：

1.数据要素登记凭证（通常由地方数据局或其下属机构颁发，如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中心），是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依据。

2.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通常由地方知识产权局颁发，如贵州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保护数据创新成果，可用于许可、出资、证券化。

3.数据资产登记凭证（通常由大数据交易所颁发，如广州数据数据交易所），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数据资产提供官方证明，助力资产化管理与融资。

这三种证书，共同构成了数据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权利证明体系。

在数据产权证的颁发机制上，各地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径：

·江苏，通过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平台实现与省知识产权局的“一键直联”，高效颁发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杭州，在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推出了全国首个“数据产权、数据知识产权、数据资产”协同登记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三证齐发”，极大提升了确权效率。2025年，杭州"时光坐标"凭借三张证书，让核心影视数据获得抵押融资资格。

这些区域实践，共同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通过明确权属，颁发不同用途的数据“身份证”，让数据持有方“敢于开放”，数据使用方“敢于运营”。如同房产证能促进房屋交易一样，数据的“身份证”从根本上推动了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定价革命：分级体系下的市场活力

随着数据确权的深化，数据交易的市场活力日益提升，数据产品的定价和利益分配机制逐渐成型。政策端指引、市场端博弈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下，“数据产品的收益和定价问题”在公益服务、协商定价、分阶段收费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数据二十条”首次在中央层面明确，“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可有条件有偿使用”，承认了授权运营的收益权，为市场参与者吃了定心丸。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收益分配应向数据的加工者和运营者倾斜，体现出国家鼓励市场化、专业化服务参与数据价值释放的政策导向。

同时，另一部文件——《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对于定价问题给以了更加明晰的指引，明确对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最高准许收入。

汤寒林解释道：“一级开发运营商执行成本加成定价，毛利率上限不超过成本的10%，从制度上防止公共数据溢价过高；二级开发运营商则基于一级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实行市场化定价，终端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

该机制厘清了一级与二级开发商的角色边界，既保障了公共数据的公益性，又激发了市场端的创新活力。

一个生动的案例来自苏州。苏州文投集团获得苏州丝绸博物馆授权，将馆藏文物数字化，打造出“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这一数据产品于2024年完成了江苏省内首单文化国企数据产品场内交易，交易金额根据文物等级、纹样数量等灵活定价，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让古老的丝绸纹样在数字时代焕发了新的经济价值。

AI时代的数据要素价值化新机遇

随着AI时代的加速到来，数据确权与资产化的意义愈发凸显。

大模型的兴起，对高质量、合规可用的数据语料产生了海量需求。数据应用的领域从过去的金融、互联网，迅速渗透到千行百业。然而，大模型在产业端的落地仍面临挑战，核心在于企业积累的数据尚未被有效加工成模型能够理解的“语料资产”。

汤寒林指出，大数据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帮助企业完成从数据资产到语料资产的二次转化。通过数据入表、精细治理和专业的语料加工，让企业数据能够高效赋能大模型，支撑智能决策与业务优化，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公共数据资源登记量已达2808项，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需求池已汇聚213个跨领域需求。一个“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惠民生”的数据要素市场正在全面成型。

十年，从法律真空到“三权分置”，从“三不”困境到“三证齐发”，从政策的顶层设计到交易中心的智慧枢纽作用，再到企业的勇敢实践，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数据确权之路。这条路，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的典范。

它让曾经“沉睡”的数据被唤醒、被度量、被信任，最终汇聚成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磅礴力量。数据的“身份证”时代已经到来，而它所开启的，是一个更加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在这条路上，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数据要素化难题，更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独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