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在下一个五年应该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实现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

▲屠新泉 受访者供图

既是向内吸收的过程

也是向外输出好经验的过程

红星新闻：相比于流动性开放，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未来一个阶段该如何推进制度型开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屠新泉：制度型开放和流动型开放是相对应的，这两个概念其实此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提出来了，并不是一个新的词汇或者概念。从近些年的工作来看，我们一直是强调制度型开放，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制度型开放和流动型开放不是对立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

我认为会议公报中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多的是强调未来一段时间开放的重点方向，也就是说在流动型开放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我们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制度型开放上。制度型开放总的来讲，是强调一个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我们现在讲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多个方面。

第一是规则，就是强调国际规则，无论是区域的也好，WTO也好，如果已经形成了比较有约束力、有统一性的这种国际规范、国际规则，那我们还要继续去推进。

第二是规制，就是我们要和国际上的通行惯例或者说比较先进的做法尽可能保持一致，将其作为一个参考、参照。

第三是管理，主要是从政府的管理实践、行为来说，怎么样提高它的公开性、透明度、规范性。当然，中国政府管理水平也相当高，我们营商环境进步也很大，但是某些方面也可以通过国际的协调、参照来参考改进，进一步提高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水平。

第四是标准，相对来说也算是一种监管的手段，但是它的层次更多，因为有一些是企业或者行业的标准，并不完全是政府层面的，我们在标准领域的规定、做法也尽可能和国际上好的先进的做法相通相融。

所以总的来讲，制度型开放是为了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上其他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融相通。当然，我们现在的制度型开放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不只是向国外学习，同时要输出我们好的地方，通过制度型开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中很多好的方面转化成国际规则，或者说通过规制协调向外输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

拓展国际循环

与国内大循环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红星新闻：“双循环”对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有哪些促进意义？两个循环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平衡双循环发展？

屠新泉：我国的经济其实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双循环”运行，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参与国际循环和我们自己的国内大循环，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把参加国际循环放在重点，因为当时我们需要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所以需要和国际市场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那时就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国际经济。而这个国际循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2008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调整国际循环和国内大循环的相对比重，或者说相对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另外一方面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让我们开始降低对国际循环的依赖度。慢慢的，我们这个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可以说，随着我们整体经济体量的扩大，国内大循环的比例就相对提高了。

国内大循环之所以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无论是在供给还是在需求两个方面，我们都有了更多的国内大循环的能力，也有了这样的一个需要。例如随着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内供给能力、国内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技术水平、产业升级条件下，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设备、中间品，包括技术、软件，自己都能生产了，那么相应的对国内供给的依赖度就越来越高。

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也已初见成效，中国将继续通过供给侧升级降低对美高科技依赖，通过外贸市场多元化和扩大内需举措，降低对美市场依赖，并持续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当然此次公报特别提到要拓展国际循环，这也提醒我们虽然国内大循环有所侧重，但并不是要和世界经济脱离，反而要在以往的国际循环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我们目前的产业优势，去拓展更多的国际循环方式，例如通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品等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拓展国际循环，需要与国内大循环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互利共赢创造红利

红星新闻：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如何通过目前的发展优势来拓展对外的经济贸易空间？

屠新泉：我们现在的产业发展水平，其实已经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者之一，特别是在制造业、货物贸易领域，这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例如，因为我国制造业领域、货物领域的这种超强地位，尤其是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当中的领先地位，会让传统发达国家感觉到对他们以前占据优势的产业链产生了冲击。

以前，我们是作为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参与者，更像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接受分工，例如从事低端程序，或者说组装环节。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很多产业的主导者，由中国企业来决定产业链如何分布，如何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延伸。

我们希望构建新的贸易格局，通过一种合作的互利共赢的方式，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和全世界、尤其是和发展中国家共享，来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公报中所提到的要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红星新闻：相比于很多年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内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未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产品将通过哪些更好的方式方法走向世界舞台？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贸合作中，有哪些新的机会和空间？

屠新泉：从目前来看，货物贸易仍然是我们的主力，一方面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输出的商品种类、货物种类非常多，规模非常大，而进口其实也一样，我们进口原材料、进口机械设备、进口零部件、中间品等规模同样非常庞大，可以说我们是达到工业化顶峰阶段的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讲，货物贸易仍然是更加重要的。

但是从增长潜力来看，包括现在增长的速度来看，服务贸易的增速确实已经开始超过货物贸易。而从特性上来看，服务贸易本身内循环的成分会更高一些，要跨境交易、跨境来进行服务贸易，相对来说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服务贸易的增长可能跟服务业的增长相比稍微要滞后一些。

而我国这两年随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步明显，这种数字化服务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这方面的发展潜力会是比较大的。

相比于早年前，我们现在需要自己去创造红利，或者说去改造这个体系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虽然同时也在尽可能和西方国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经贸关系，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要做增量或者是做开拓性的工作，主要的方向就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拓展更大的世界市场，输出产品、技术；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出口、投资也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这样一种合作的互利共赢的方式，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和全世界共享，来带动共同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