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平台对商家乱罚款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商家控诉平台以"品退率""差评率"等模糊标准随意扣款，甚至出现重复处罚、高额违约金等问题。平台罚款的法律依据何在？谁来监督其公平性与合理性？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商家生存，更涉及平台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一、平台罚款的法律依据与权力边界

（一）法律授权与平台角色定位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平台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负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若未履行审核或安全保障义务，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款赋予平台一定的管理权，但并未明确罚款权。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平台与商家是"准立法-执法-司法"的复合关系，平台可依据合同约定对违规行为处置，但需遵循《民法典》的公平原则。

以某商家诉快手案为例，平台以"品退率"超标为由扣罚23万元，法院认定其未证明商品存在重大危害，判决返还17万元。此案凸显平台处罚需满足"过罚相当"原则，不得滥用合同自由。

（二）行政监管的裁量权基准

2025年《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明确，罚款需综合考量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例如，对拒不配合执法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平台，可从重处罚；对初次违法且危害轻微的，可免予处罚。这一规定为行政监管提供了量化标准，但平台对商家的民事处罚仍缺乏直接法律依据。

二、监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突破

（一）政府监管的制度创新

市场监管总局宣布2025年将制定《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重点整治利用规则侵害商家权益的行为。部分地方已试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如湖南省对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的罚款划分为三档：从轻（5万-18.5万）、一般（18.5万-36.5万）、从重（36.5万-50万），并明确情节严重时可责令停业整顿。

然而，现有监管仍存在滞后性。例如，某平台对商家重复处罚同一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因缺乏实时数据监测难以介入，导致商家维权成本高企。

（二）司法审查的纠偏作用

法院在审理平台纠纷时，逐步形成以下裁判规则：

格式条款效力审查：平台单方制定的违约金条款需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否则可能被认定无效。

处罚合理性认定：需证明违规行为与处罚结果成比例。如商家销售59.9元商品被扣2万元，法院认为"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大数据证据的采信标准：平台以"品退率""差评率"处罚时，需提供具体消费者投诉证据，而非仅依赖统计数据。

（三）社会监督的局限性

媒体曝光与商家联盟维权形成一定压力，但缺乏制度化参与渠道。某平台曾因"仅退款"政策被数百商家联合起诉，最终虽调整规则，但个体商家仍面临"起诉难、成本高"问题。

三、乱罚款现象的成因与治理路径

（一）权力失衡：平台垄断地位的衍生问题

平台兼具"运动员"与"裁判员"双重角色，易通过规则制定权形成垄断。例如，某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并设定高额违约金，实质是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竞争。

（二）法律滞后：数字经济规则的空白

现行法律对平台罚款权的性质、范围及程序缺乏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虽规定平台可"采取必要措施"，但未界定"必要措施"的边界，导致实践中的滥用。

（三）多元共治：构建全链条监督体系

立法层面：建议在《电子商务法》修订中增设"平台处罚权"专章，明确罚款需经行政备案，并设定最高比例（如不超过违规商品销售额的30%）。

行政层面：建立平台规则事前审查机制，要求重大处罚条款提交市场监管部门合规性评估。

司法层面：推广"示范性诉讼"，对同类平台纠纷集中审理，形成类案裁判指南。

技术层面：利用区块链存证平台处罚依据，确保"品退率""差评率"等数据可追溯、可验证。

平台罚款乱象的终结，需以法律为基石、以监管为抓手、以司法为保障。唯有构建"政府-平台-商家-消费者"多元共治格局，才能让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当平台罚款从"随意罚"走向"规范罚"，不仅是商家权益的胜利，更是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