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30日消息（记者 费权）“监控里我离老人还有三米远，他自己摔的！”近日，湖南尹先生的善意遭遇成了现实版“农夫与蛇”。他带儿子看病途中扶起摔倒老人，却被家属索赔3万元，还遭“追究刑责”威胁。十余天里，尹先生为自证清白精神恍惚、四处奔波，直到找到隐蔽监控才洗清嫌疑。可面对铁证，对方仅一句“对不起”便离场，其十几天的精神煎熬、经济与名誉损失被轻描淡写。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2025年2月，山东临沂王先生搀扶骑车摔倒的老人后，也被家属诬陷为肇事者，承受无端指责与压力。更无奈的是，两起事件中的讹诈者均未受到实质性惩处，仅口头道歉收尾。这种“低成本讹诈”，让越来越多人在“该不该扶人”的问题上心生动摇——善意被辜负时，付出的代价往往远大于认可。

“‘对不起’三个字，赔不起好人十几天的煎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伟表示，公众觉得讹人“零成本”，是对法律处罚体系的误解。事实上，法律已为“善意”筑起多重保护屏障，讹人者绝非能“法外逍遥”，针对“扶人被讹”的维权路径清晰，可从民事、行政、刑事三个维度为救助者提供全方位保障。

从民事追责来看，尹先生因找监控请假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及因精神恍惚产生的诊疗费，并非只能自认倒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构成名誉权侵权，受害人可主张三项赔偿：

一是误工费、交通费等实际财产损失；

二是结合受侵害程度与当地经济水平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三是律师费、取证费等维权合理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通过地方立法强化对救助者的保护，《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救助人因被诬告产生的费用可全额追偿，且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救助方——无需救助者自证“没撞人”，而需被救助方证明“救助者撞了人”，大幅减轻救助者维权压力。

在行政层面，法律对讹诈行为也有规定。2013年“三儿童扶老太被诬陷案”中，诬陷者之子因虚构事实实施敲诈，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仅因老人超70岁才依法免于拘留。徐伟解释，此类讹诈行为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若存在“索赔+威胁”情节，符合“敲诈勒索”认定；若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可适用“诬告陷害”条款。以尹先生遭遇的“索赔3万+刑责威胁”为例，即便讹诈者未实际拿到钱，只要实施了威胁勒索行为，即可立案处罚，并非“得手才算违法”。

若讹诈行为进一步升级，还可能触碰刑事法律红线。徐伟介绍，当行为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时，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诬告陷害罪”，需满足三个核心条件：一是捏造“故意撞人”等犯罪事实；二是向司法机关告发；三是情节严重（如导致对方被立案侦查）。此外，若索赔过程中使用暴力威胁，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单次勒索3万元已达“数额较大”标准，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例如，若山东临沂王先生案中，家属向警方诬告王先生“交通肇事”属实，就可能涉嫌诬告陷害罪。

结合尹先生和王先生的经历，徐伟总结了救助者的“善意守护指南”，帮助大家兼顾“助人”与“自保”。

一是遇到老人跌倒，别急着扶起，先观察老人意识、身体状况（如是否有外伤、能否活动），尝试呼救寻找附近专业医疗人士，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需不同救助方式，盲目搀扶可能加重伤害，专业救助既能保护老人，也能避免后续争议。

二是帮扶时尽量找周边路人共同施救，既能合力为老人提供更周全的帮助，若后续出现“认错肇事者”或“故意讹诈”，第三人也可作为证人佐证，减少纠纷风险。

三是施救前观察周边是否有监控设施，有则记录监控位置以便后续调取；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用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如老人跌倒位置、周边环境）、录制视频或录音（如与老人、家属的沟通过程），这些材料将成为日后维权的关键证据。

四是一旦遭遇“碰瓷”，别因“怕麻烦”放弃权利，应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民事赔偿，既能保障自身权益，也能让讹诈者承担后果，避免其继续损害他人善意。

尽管法律规定明确，为何仍有讹诈者能“全身而退”？徐伟指出核心症结：“很多受害者因‘怕麻烦’‘耗不起时间精力’放弃追责，导致违法成本远低于维权成本，间接纵容了讹诈行为。”对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方面，公安机关遇到此类纠纷应更主动介入，及时固定证据、排查事实，避免因“民事纠纷”定性放任讹诈行为；另一方面，可参照杭州“举证倒置”规则，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减轻救助者的举证压力，让救助者无需为“自证清白”耗费过多精力。

“尹先生们的遭遇，是社会信任的试金石。”徐伟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好人条款”早已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当法律的“惩戒利剑”与“保护屏障”同时发力——让讹诈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好人的善意不再被伤害，才能让“扶不扶”的纠结选择题，变回“敢不敢”的良心题，让更多人愿意在他人危难时，毫无顾虑地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