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回到过去。
过去的6年,过去的60年,相似的新闻变换面貌反复出现,难免令人感觉乏味漫长而无趣、无可奈何。
但我无意在此长篇大论国家、民族种种,更想谈谈自己的这6年,以及纸媒黄金时代短暂而悠长的余音、互联网时代的嘈嘈切切。此时此刻,回到过去。
01
2010年夏天的深夜,两个年轻人站在死水微澜的福州屏东河边,抽着廉价的“中南海”烟,吞云吐雾,滔滔不绝,兴奋地讨论着什么是新闻,要搞个大新闻,谈着谈着话题转到女人身上,过了会儿又回到新闻。一个漂亮的女同事路过,说“哇,这么晚了你们在干什么”,边走边说,“两个小屁孩”。
夜更深了,意犹未尽,两个年轻人爬到五楼,在客厅继续大放厥词,隔壁房间另一个同事的鼾声正浓。
那两个23岁的年轻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凯哥。凯哥仪表堂堂,圆脸,剑眉,胡茬唏嘘,“怒发冲冠”,或者该通俗化地说,“根根头发往上蹭”,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如此热爱光明,以至于连头发都“主动语法”地向日。
第二天,按部就班,我懒散地去菜市场和超市抄肉价、菜价,回来写条不咸不淡的财经新闻。作为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新记者,我的条口是物价,而此前的20多年,我连菜市场都没去过几次,也不关心一斤肉、一把菜要多少钱。转眼,我像个数据分析师整天盯着CPI,不由苦笑。
捱过三个月,到了十一假期,我回了一趟厦大。你知道的,刚毕业的人,总是有点难以割舍学校。本质上,这是学生和成人的区别,人人都要跨过去。叮,突然就听到下课铃声。以前深恶痛绝,不论上课下课,这铃声让我感觉不舒服。毕业离开后,没感觉了。哦,如果还在学校就好了。叮,这铃声又响起,上课了。
这趟短暂的旅程,也许让我想通了,也许赐予我力量,我开始勤奋地跑市场,一篇篇稿件出来了,老记者说我已经找到新闻的感觉。
我慢慢找到新闻的感觉,却又感到有劲使不上。那时候,我们年轻,热血,受不得委屈,料不到现实的残酷,只想意气奋发,不懂平衡变通。新闻的占比在琐屑生活中明显太大,新闻的分量却又明显不足,这不能做,那不能做,我们压抑而无处发泄。
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和另一个年轻的男同事,同处屋檐下的两个房间,不能容忍各自的生活方式,竟大打出手,成为这段时间的一个注脚。
我们在报社附近的胡思年月酒吧喝酒,一不小心喝大,听到现场弹唱《执着》,天知道在执着些什么。这家小酒吧开了有十多年,对目之所及的一切司空见惯。
福州的舆论环境令人失望,次年3月,刚好报社有“双选”的机会,我决定换个岗位,去做国内新闻部编辑,事情顺利地定下来。临走前,财经新闻部林主任对我说,天彬,不要总是以精英的姿态或自己的方式做新闻,要考虑大众的思维,毕竟我们是都市报媒体。我在他手下工作8个月,这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领导,语速快,整天笑呵呵,对下属总是报以宽容,我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那仍然是纸媒黄金时代,至少收入是如此。我所在的报社,是一家省级都市报。报社给新入职的记者免费租房子一年。那几年的盈利水平蒸蒸日上。
社长在报社年终晚宴上说,“今年广告收入是一亿两千万,明年冲刺一亿七千万,年终奖照发,按六个月工资发!”,或者“今年广告收入是一亿五千万,明年冲刺两亿,年终奖照发,按八个月工资发!”台下掌声雷动。
抽奖环节,有两千元、五千元不等,最高奖一万元,很快花落幸运客。到场代理商嘉宾和社长窃窃私语,社长再次上台,说,“代理商加三万奖金,继续抽奖。”台下一片欢呼。
那几年,酒店热闹的氛围,人们兴奋的表情,恍在眼前,流动的盛宴似乎会一直持续。只是,这么快就到了黄金时代的末尾,这么快就剩下悠长的叹息。
02
接下来,我居然做了三年多时间的夜班编辑,从国内新闻编辑到评论编辑,我在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做了一个夜班编辑。现在回想,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是现实,长日无尽,时间似乎停滞,实际上仍然是不管不顾往前走。
温州动车事故(2011年7月23日)当天,不是我值班,当晚我在微博上看到零星消息,意识到是个大新闻,你见过汽车相撞,但肯定没见过动车相撞。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让我马上去加班。人们的情绪,在网络发酵、发泄。湖南一家报纸,用幸存女童伊伊做头版,“爸爸妈妈,你们去哪里了”,令人动容。
那几年,人们心怀希望,对公共舆论满怀热情,三五成群指点江山。
我们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五年,舆论环境再次变化。
不管如何,抱怨归抱怨,仍要做好手头的事情,努力做好每个版面。我尝试着让个人表达融进版面,让版面有一点个人特色,不一样的特点。苦恼在于,作为螺丝钉,作为机器的一环,作为的空间相当有限。
直到2013年底,领导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做评论版。上一个评论编辑已经辞职,评论版空缺了半年。正处瓶颈期的我,几乎马上应承。
筹备期不到5天。省内部谢副主任原来是我同事,她让我给出版面构想,要突出短平快。
时评这东西,我看得不多。印象中,严肃的、正确的废话居多。如今要做,得赶紧看。晚上下班后,我翻阅了国内知名报纸,看他们最近一周怎么做评论,还上网订购几个时评人的书。
后半夜,我已有初步思路,草成千字构想。先说各家报纸情况,再谈本报评论版理念:简洁大方,有理有趣。
接下来,就是版面构架,分为两部分,全国和本地。全国又分为“头条时评”、今日时评人物榜(本报评论版原有栏目)、观点碰撞台、来论、专栏、微言1+1、漫画、一周关键词,本地分为“屏山快评”、本地新闻网友一句话点评。
第二天,谢主任看过构想,大致满意,提出“屏山快评”不妥,屏山在福州意味浓厚。我说,可以改为榕城快评。
新的评论版,新的气象。我这个新手,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努力下,很快让评论版走上正轨,有了一些好版面。我在学习写作评论的过程中,以几天一本的速度看书,每天看各大评论版,也经历了从“正确的废话”到“有点新意思”——时评切忌“智力的懒惰”,不能谈到一件事,张口就是“罚款太少”,闭口就是“部门不作为”,说了跟没说一样。
所谓好领导,就在于该把关的时候把关,该放手的时候放手,让下属主动、自由地发挥。在评论版的操作中,我受益于此。
我一开始就提议要以较高的稿酬吸引优质稿件,并鼓动身边的同事多写评论。
2013年11月~2014年6月,是我在这家报馆最开心的日子。我把握住了这个能独当一面、展示能力的机会,做出了清新而不失大气的风格,一些操作手法很快被同城媒体借鉴。
做评论版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我找回自信的过程,看到自己在一天天地进步,我开始重新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会有远大前程。之前的两年,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这样一直平庸下去,做个平庸的编辑?我想跳出牢笼,却不得其门。
03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次觉醒。如果说上大学,开始了我个人独立意识的全面觉醒,那么去澎湃新闻(东方早报),则开启了我新闻意识的全方位觉醒。我像《喜剧之王》中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压抑太久,需要一个机会;我像《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2014年6月,我看到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在招聘江苏站记者。我常看东方早报,这是一家有品质、有良好价值观的报纸,出过三聚氰胺、三峡等重大报道,头版也常有亮眼之作,比如七一那天,头版直接发出李大钊的一句话:“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虽然已经在福州买了房子,收入在报社名列前茅,但我仍心有不甘。身处媒体行业,就要做出个样子,我渴望做出点成绩。
我投出了简历,很快收到江苏站李主任的回复,他说——从你发来的这几组作品来看,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你具有成为一名不错记者的很多潜质,我也相信,如果你能加入到东方早报这样的优秀媒体,对你今后的业务提升和个人成长都会有更大的帮助和推动。但是,我有点顾虑的是,你今年27岁了,如果来东早江苏记者站工作的话,是不是成本太大?比如,如果想留在东早,必须要经过3个月的见习考察期,你孤身一人过来,如果最终却不能留下来,你是不是能接受?这个问题要考虑清楚。同样,如果能留在东早江苏站工作,那也意味着未来几年甚至今后将一直留在南京工作、生活,这对于老家是福建的你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到了你这个年龄,除了新闻理想和职业发展之外,很多现实的问题今后都需要慢慢考虑,比如谈朋友、恋爱、结婚等。这些问题,你自己要有个通盘的考虑,然后再做出决定……
很高兴、很惊讶收到这么长而坦诚的回复。随后,我做了一套笔试题目,并前往南京面试。
和同样瘦削的李主任一见如故,我当场说愿意加入。这是李主任第一次当领导,我是他招聘的第一个员工。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此后的两年,他对我指导、帮助甚多。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的新闻业务能力不会取得如此迅猛的进步,我的新闻写作技巧也不会得到自由成长,各种类型、各种方式我都去尝试。
我回到福州,大醉一场,匆忙告别,义无返顾地投入下一场未知的茫茫旅程。我反复听着黄耀明的《友情岁月》,给自己打气,“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
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既有弥散不去的阴柔,又有包容一切的胸襟,我几乎一眼就喜欢上。我成为一名新记者,政法记者,条口是公检法司和重大突发事件。
人生地不熟,一切重新开始。我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构建交往网络。记者就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认识的人越多,越有可能做出独家新闻。
既然是政法记者,就要认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以及律所的人。我花了一年时间,有空的时候就联系、认识人。我从一个几乎没有社交活动的夜班编辑,变成一个随时随地认识新人的记者。
这张交往网络,让我花费不少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也给我带来极大的便利,使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想办法尽快找到人采访。
二是提高采访能力。我重新琢磨采访的方法,学习和人沟通的技巧,以及锤炼毅力。办公室的电话似乎总是断断续续地出问题,使我不得不大声对着话筒讲话,否则对方听不清。于是,我几乎是在吼声中度过一天又一天,嗓子沙哑,不管不顾,那时候我满脑子想做新闻,否则我来南京就毫无意义。我已经27岁了,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时间不等人,必须全力以赴。
刚来报社不久,就碰到江苏泗洪喝农药事件。我独自一人坐大巴去泗洪,再坐三轮车去当事人家里。道路两边是色彩鲜艳的河蟹雕塑,一瞬间让我觉得很魔幻。做了几个小时的采访,再熬夜写完,第二天早上发出。我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超哥游荡在拆迁工地上。我心里想,虽然不能继续做,也要继续了解情况,当做锻炼自己的机会。
超哥是个敦实的汉子,是个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新京报做过多个重大调查报道。他没来由地对我说了一句:天彬,我知道你在江苏,肯定会干得很好!
我心里没底,问为什么。超哥说,我看得出来。
往后,我每每想起这句话,这句不经意的话,给正在重新出发的人带来鼓励。
回到南京不久,李主任给我派了个线索,南京一个和尚网络举报栖霞寺墨宝疑似被“盗卖”。我持续追踪一个星期,写了四篇报道,涉及到栖霞寺、佛教协会、举报人、拍卖公司,最终以澄清告终。整个过程下来,就像做电视剧,情节渐渐展开,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字画买卖,还有各方或明或暗的心思。如果说泗洪喝农药事件是我仓促上阵,那么栖霞寺墨宝事件,是我第一次站在一流媒体的高度去做新闻。
期间,李主任频频启发我怎么去深入挖掘,还告诉我,即使没思路,先去见人,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东西了。于是,在连做两篇之后、困惑于怎么做下去的我,约见了在博客上爆料的和尚。和他聊着聊着,我知道可以写一篇好看的对话稿了。
正是在这次采访中,我发现自己的强项——擅长做对话稿,我不卑不亢、从容平和的态度,让对方放心,对方可以没有顾虑地一直说下去。随着年岁增长,我懂得了分寸感和平衡变通,而这可能是许多刚毕业的新记者所暂时没有的。
将近两年时间里,我做了大量的对话稿,包括辞职的市长、被开除的城管、酒驾撞人的局长、艾滋病监狱狱警、传闻落马的官员……
这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时代,记者必须小心翼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甚至可能有十分证据,只能说七分话、五分话。
期间,我做了不少反腐稿件,包括监督在职的纪委书记,稍有不慎,即可能给个人和机构带来不测之险。每次采访,都要做好证据的搜集和保存。我游走在真相和风险的边缘,所幸随着对人世的逐渐体察,懂得了全局观和表达艺术,我做得不差,加上机构的担当,总能化险为夷。
我不知疲倦地出差,不知疲倦地采访,生活的全部几乎就是新闻。一篇篇稿件发出来,也让我的新闻业务能力得到爆发式增长。
2014年下半年,澎湃新闻刚上线半年,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我有幸参与这场漂亮的战役。我们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往无前,冲锋陷阵。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澎湃着,虽然前路艰险,依旧充满希望,充满荣誉感。和同事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们自觉是同一个战壕的弟兄。
两年后的今天,有些伙伴已经星散各方。一个前同事不无伤感地说,我怀念2014年。
就像那年夏天,我在江苏泰州采访一起6岁女童遇害案,白天忙碌着,很晚才回酒店,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窗台晾着的蓝色衬衫,已经不知被风吹向何方。
04
2015年上半年,我继续写了不少反腐报道和监督报道,继续全身心投入新闻。有段时间写多了,一度感觉满眼灰暗。我还曾连续写了六七起女大学生或小孩失踪、遇害的案件。
于是,工作之余,我常去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自然不错,记得买过黑塞的一本书,但我更喜欢去旧书店。通过地图搜寻,去过不少旧书店。我有意识地挑选几十年前的繁体字版本,看到它们,会平静一些。也常去紫金山、雨花台。在雨花台山上,随便拐弯就是一个名人墓地。南京坟墓多,坟墓埋葬了一段段历史。
2015年,也埋葬了一些东西。虽然好像一切如故,但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年头。许多题材去年能写,今年写不了。澎湃新闻仓促早熟,进入中年。
媒体也进入转型塌陷期,目之所及,人心惶惶,旧日豪情今何在?看着一个个优秀的同行离开,我时常感叹,然后接着埋头做事。
舆论监督的路越来越难走,得开辟新航线,我开始多写人物稿。人是万物的尺度,我喜欢琢磨怎么写人。偷自行车的假博士、写《等你醒来》的南京禁毒警察,写科幻小说《金陵十二区》的法官桂公梓,辞职的官员……我试图抓住他们与时代的特质。
在采访法官桂公梓前,我仔细看了他的书和微信公号文章,再畅聊了7个小时。这是一个年轻而有才华的法官,在他身上也体现80后的种种。写完后,我并不满意。
这时候,李主任给了我自主空间,鼓励我探索文本。他看过后,并不直接否定,而是说采访比较到位了,建议我放一段时间再修改文章。
我放了一周,再重新搭建框架,果然好多了,虽然还是有改进空间。
2015年9月,徐州一名村医被患者手持尖刀杀害。这种事情似乎司空见惯,常常被当成社会边角新闻,被当做一个数字,而被忽略。
这是一个声誉良好的村医,名字叫胡今升,胖胖的,整天笑呵呵,待人谦和,他也是儿子眼中的慈父。我在采访过后,决定为这个普通人“立传”,我不希望他像野草一样被遗忘,而是希望他留在我的文字中。
我用类似电影分镜头的手法,用上帝视角,详细描述刺杀现场、凶手被抓现场,把每一个动作都拆分,一点一点写出来。连小标题,我也用了“刀”、“药”、“人”这种高度概括的文字。
李主任看过后,认为这条新闻题材比较普通,写成2600多字太长了,800字就够了。尽管不太认同,他还是很尊重我的尝试。他说,我试一试入库,看总部能不能发,不能发的话,你再改成800字。后来稿件顺利发布。
他完全可以直接叫我修改,我也可以十分钟内改成800字,但是,新鲜的尝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这是我感谢他的地方。“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我已经对新闻的套路娴熟于心,所以更想有所突破。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现居扬州的川籍女子陈晓文在2014年就找到我,隔三差五给我发短信,持续反映他父亲陈洪福在羁押场所死亡。官方认定其为自杀。
为了给蒙冤的亲人讨回一张正式的、彻底的“平反通知书”,陈晓文和母亲接力将近40年,直到今天。
我曾和主任报题两次,两次都以题材敏感、有风险为由,让我暂时不做。下半年一场生病之后,我又想起这桩案件,这何尝不是陈晓文的“心病”,我决定再次向李主任争取做这条新闻。李主任听后,也许考虑到我的坚持,沉默了会儿说,可以试一试,但不能保证稿件发得出来,要慎重。
我重新阅读陈晓文的几百页材料,采访了陈晓文以及相关的十几个人。我已经是一名比较成熟的记者,凭着经验稳妥处理风险和事实,稿件写成后,所幸顺利发表。羊城晚报的一名记者给我留言说:“蓝记者,好样的。陈阿姨(陈晓文)前段时间给我寄过材料,做不了,你们做出来了,我很开心。”
或许,这就是新闻的价值所在。一桩将近40年前的冤案,不应该就这样无声无息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然而,还有一些冤案,不见天日。抱歉,我无能为力,并非我不想做,并非我没有争取过。我不忍再见那些冤案当事人。我曾经为冤案不能做而焦虑,可我也要生活,我只能放下,然后去做能做的事。做不了,会很焦虑;写了不能发,会更痛苦,不是么?在很多个深夜和早上,我害怕这种念头纠缠:没有意义。我曾经做了个梦,一个中年女人要跳楼,被我劝下,又一个年轻男子要跳楼,劝了一小时才罢休。
这一年,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获得澎湃新闻先进个人的荣誉。我会记住2016年1月10日站在台上的时刻,心里想着“感谢澎湃的日子”。我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终于成为一名优秀记者。不虚此行,就已足够。
(2016年9月)
蓝天彬律师: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毕业于厦门大学,专注于刑事辩护,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撤销案件、终止侦查、宣告缓刑或二审改判等结果,著有《正义不倒:刑辩律师办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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