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新的顶层规划，即“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当前，“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存在鲜明的时代需求。

国家的原始创新是指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原始性创新活动，具有首创性、突破性、带动性特点，战略价值重大。目前学界针对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层面展开：一是在总体性的宏观层面，阐明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的现实价值，在梳理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已有成效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投入保障、监督管理、人才激励等角度提出相应的纾困路径；二是在科技创新主体建设层面，聚焦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问题，按照“把准战略方向—优化创新生态—培育创新人才”的递进逻辑提供破题方案；三是在制度与政策层面，分析持续性、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原始创新的积极影响，阐释专利资助政策对国有企业改制原始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点明强化专利资助政策与知识产权制度协同性、凝聚政府与市场合力的必要性；四是在采购管理层面，明确部分国有企业采购管理工作规范性欠缺等现存问题及其对企业原始创新的限制，指出要从采购预算、流程、监督检查等要点着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采购管理制度改革，保障国有企业原始创新。

从理论角度看，当前研究尚缺少密切结合时代需求对国有企业如何推进原始创新的系统性分析。从现实角度看，国务院国资委积极指导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健全现代新国企聚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成为创新领先、功能突出、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的高质量创新主体，具备健全原始创新制度安排的显著优势。因此，明确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时代需求，以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主线厘清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健全相关制度安排的建议，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时代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务院国资委打造“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探索推进原始创新的微观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加明确了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而要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产替代则是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靶向目标。

（一）“做强做优做大”驱动生产组织形式创新

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而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演进统一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新型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微观主体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方式、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布局结构的生产组织形式，统一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科技创新。

在发展方式方面，国有企业的一贯导向是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在理念上秉持新发展理念，注重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在模式上实现传统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依托科技创新向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在路径上着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进程，旨在加快更新价值创造方式、强化价值创造能力，突破单一价值和短期绩效的视野局限，创造多元化和长期性的功能价值。

在公司治理方面，国有企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在制度特色上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充分彰显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在治理架构上持续建设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优化内部合规管理体系保障各机构部门协同运转；在行政管理上设立覆盖企业业务的各类型职能部门，并与企业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相互嵌合，推动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

在经营机制方面，国有企业切实依循市场机制经营。国有企业通过深化分类改革界定主业与功能，强化生产经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各运营环节的改造升级，为科技创新营造必要的数智环境；同时，不同类型企业结合各自行业特点，深化人事管理、业绩考核、奖惩激励、收入分配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从机制层面疏通束缚科技创新的堵点卡点，切实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在布局结构方面，国有企业的优化与调整遵循“三个集中”。国有企业着力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国有企业进一步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夯实产业载体。

（二）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导引具体领域

原始创新是世界各国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动力源泉。我国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必须明确以“四个面向”为战略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加快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涌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研发经费投入突破传统技术路径依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超过全国1/3，2022年研发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2024年中央企业“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达1.1万亿元，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元”，这为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提供了长期稳定充分的专项资金支持。国有企业积极融入国家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建设，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强化基础研究，推进非对称技术赶超进程，加快形成自主原创的引领型科研范式。

面向经济主战场，要求国有企业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提高发展效率、进行产业创新。国有企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力推进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原始创新及其渗透式转化应用，将大数据、高算力、强算法融入企业生产管理各领域，在全面深刻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大幅提升运营效能、稳步扩大资产规模。同时，国有企业充分发挥现代产业链“链长”作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进一步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未来产业。2024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求国有企业创新组织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依托创新平台、人才队伍等在科技创新组织机制上的持续性赋能，专注高精度光刻机、高端芯片、高灵敏度触觉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研发，主动承担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各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主导构建多元产学研创新联合体，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成功自主原创大洋钻探船舶、新型智能重载电力机车、千吨级多模式新能源架桥机、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大国重器，在资源勘探、运输工程、信息通讯等诸多方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双碳”发展为全面绿色转型与重大疾病防治构筑坚实原创技术体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完备的医疗技术对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大力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快原创性、颠覆性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有效减少传统化石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不断优化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稳步构建“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全链条原始创新体系，以疫苗接种、基因测序、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多项技术突破及成果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与疾病防治精准供给先进医疗产品及服务。

（三）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速国产替代

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原始创新都与科技主权密不可分。国有企业承担基础研究向商业转化过渡的风险，表面上解决了私人资本不愿投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问题，实质上提高了本国的科技水平。欧美国家在三次科技革命中处于领先位置，而其历史与现实经验均表明国有企业在推进原始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科技创新中历经“弥补”到“填补”再到“替代”的过程。二战后，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国有企业通过“国有国营”和“国有民营”模式运作国家实验室，在半导体、互联网、核能等领域取得突破；在资本运营方面，美国国有资本通过国防订货、技术采购等方式为私人企业提供初始市场和资金支持。美国政府提供的技术支持、财政资助与市场份额形成了“公私混合创新”模式，而国家实验室和公立大学则主要完成从基础研究到原型开发的全链条创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看，国有企业作为生产关系形式的微观表现，是上层建筑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这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存在必然联系的理论逻辑。首先，先进的生产力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具有强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的原始创新需要能够集中资源的生产组织形式突破“卡脖子”难题，而国有企业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聚集先进生产要素，形成“技术制衡”能力。其次，国有企业贯彻国家创新意志，在牢牢把握“三个集中”的基础上，通过建设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与平台，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转化支持。最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更加符合国民经济长期需要，不仅更能有效避免原始创新的超额利润被私人资本独占，以及市场失灵对研发投入的抑制，还能进一步反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两方面优势。

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加速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则是必由之路。当前，“小院高墙”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对华科技遏制方针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证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需要从价值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使命的刚性约束下，更加具备完成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动力与能力。国有企业的超大规模资源整合优势是完成国产替代的重要保障。中央企业牵头组建的国家级创新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业，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同时，国有企业的“战略亏损容忍度”机制增强持续布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发挥强大带动效应。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发起原始创新攻关计划领航民营企业协同创新，形成“国企突破—民企跟进”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掌握的电网、高铁等重大应用场景是新技术的试验场域。

二、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作用机理

202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四项技术”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突破口。关键核心技术是控制着同行业技术制高点的技术体系，具有不可替代、不易掌握、难以超越的重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新时代“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技术”主要指的是“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可能形成“革命的力量”。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本质上就是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一）夯实基础：国有企业攻关关键共性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Key Generic Technologies）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彼此独立的概念的交叉融合。关键技术对相关技术存在强大带动力，能够振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共性技术作为企业专有技术开发和技术产品商品化、市场化的基础，能够在不同行业领域或不同区域广泛共享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普遍推动作用。处在两类技术交集位置的关键共性技术是深度顺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在研发过程中影响总体技术目标实现，受到多个领域共同关注，且对于各行业专有技术创新研发具有必要性的技术，不仅成本与风险较高、研发周期较长，还具有累积性、动态性、互补性特征。国有企业在重大任务承担、资源整合和多主体联动等层面存在显著优势，能够有效应对“关键”与“共性”的内在要求，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关键共性技术的关键性突出体现在，党和国家在关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导向上高度关切国家战略的技术主权优势。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前置研究优势，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企业发展实际相结合，统合攻克关键技术问题的基础研究力量。另外，关键性也体现在关键共性技术的战略支撑作用上。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下，能够积极推动国有资本向半导体材料、高端智能芯片等目前尚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关键领域集聚，努力实现关键共性技术自主可控，构建国内技术生态系统的原创壁垒。

关键共性技术介于实验室技术与应用技术之间，能够为各行业领域所广泛共享。国有企业在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侧存在责任与优势。一方面，关键共性技术作为兼具社会共享性和个别使用性的“准公共产品”拥有积极的外部性，其创新研发需要各领域各主体共同参与。国有企业依靠较高的层级权威与创新网络中心度产生充分统筹调度资金、机构、人力等各类要素的规模效应，引领搭建资源与任务合理配置的高质量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整合多主体力量协同推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关能够在核聚变产业领域广泛共享的钨铜偏滤器技术，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另一方面，关键共性技术是不同行业领域专有技术研发的重要基础，行业专有技术创新水平与体现互补性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程度呈正相关。国有企业主导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能够促进不同行业领域专有技术研发，并反作用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

（二）强化动能：国有企业研发前沿引领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Cutting-edge Frontier Technologies）是当代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领航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能源、生物、运输等领域的高端技术。国有企业应充分融入国家算力布局，积极参考借鉴创新型龙头民营企业的前瞻性创新经验，并利用自身布局运营的组织优势与资源优势，推动前沿引领技术研发。

国有企业在深入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具有鲜明的战略契机和充足的资源储备，能够高效推动新一代高端信息科技创新，将影响辐射至前沿引领技术全领域。国有企业通过跨地域的发展模式深度参与国家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一体化布局，凭借对算力与数据、算法一体化应用的有力统筹，专注于人工智能全新形态的自主建构。同时，深度求索（DeepSeek）、科大讯飞（iFLYTEK）、灵伴科技（Rokid）等创新型龙头民营企业致力于重塑国际科技竞争格局的前瞻性创新历程也提供有益经验与启示，促使国有企业加快攻关人工智能原创大模型，并同步带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的迭代创新。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瞄准科技发展态势，积极部署开展国资央企“AI+”专项行动。在行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推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3D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探海技术、空天技术的研发，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持续壮大，国有企业构建的战略性高价值应用场景逐渐完善，支撑和促进一系列前沿引领技术的进一步创新。

国有企业还从创新平台建设、专业人员流动等角度发力，为前沿引领技术研发提供有利环境和牢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累计打造国家级研发平台764个，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国有企业既从组织维度为多类型前沿引领技术的深入研发奠定坚实的平台基础，又能聚集并利用创新组织体内部的丰富资源，推动通用基础数据集和重点行业数据集的同步建设，加大对前沿引领技术研发的智能算力供给。此外，国有企业也以外部引进、内部自主培养等多元方式打造包括专职科技研发人员和两院院士在内的庞大创新人才队伍，并注重推进队伍“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为实现前沿引领技术研发的新进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构筑支撑：国有企业推动现代工程技术创新

现代工程技术（Modern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是综合运用现代工程方法和技术科学原理，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地分析、设计、建构与优化，解决现实工程问题，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工程项目的技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是科学原理和产业发展、工程研制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有企业应高度重视现代工程技术桥梁式的地位作用，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统筹、组织运行优势，全力促进现代工程技术创新。

重大工程是投资额度巨大、复杂程度精深，并且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的关键性工程，在内部组件的形态、种类、质量以及彼此的结合状况等方面均具有高规格高标准。布局于建筑、铁路、电力等领域的国有企业，有机整合各分公司与子公司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并根据工程需求从产业链上游精准获取原始生产材料。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即是通过对企业内部能源类生产要素以及产业链上游与智慧水电建设密切相关的各种原始工程材料进行系统集成和运用，促进梯级电站远程集中控制和优化调度技术创新。同时，国有企业依托采购交易寻源询价系统、高端电子采购系统等数智化手段以及采购执行与评审机制，从供应市场精准采购合适的工程材料，统筹选用多元渠道，优化各类材料的组合结构，推动现代工程技术创新发展，保障重大工程高质量建设。

创新现代工程技术还需要多学科的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在现代工程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对此，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自主人才培养、市场化选聘等形式，逐步扩大来自不同学科方向以及本身具备学科交叉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规模，打造由院士领衔、内部分工明确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凝聚促进现代工程技术创新的多学科合力；另一方面，广泛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公益社会组织等多领域多主体，在协同性的技术交换、知识转移和信息共享中调动起更多人才力量，为实现现代工程技术突破提供必要的知识要素。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依托36家科研院所，自主打造拥有跨学科素养的高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与船舶工程科技人才队伍，集聚强大且多元化的创新力量推动高端船舶海工装备研发。

（四）创造牵引：国有企业突破颠覆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是以科技新原理、新组合、新应用为基础，让原本的技术生命周期断裂并开辟全新技术轨道，导致传统产业归零或价值网络重组，对社会技术体系升级跃迁或国家现有基础、能力、结构等重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性创新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改变市场竞争游戏规则、重塑未来国际博弈格局，产生牵引经济社会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勇当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国有企业，应利用其他类型技术新成果，形成全新技术，并依托先进的经营机制，在对纷繁信息流的认知和处理中寻找合适契机，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

具有鲜明异轨性特质的颠覆性技术，需要紧紧依靠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其他类重大技术创新效能的有机组合，这是国有企业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发挥关键共性技术作为跨行业跨领域技术创新基础架构的作用，打造坚实通用技术平台，提供标准化技术难题解决方案，降低异轨技术研发的沉没成本，加速全新知识溢出；通过高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引领技术的创新实践，积极探索前沿技术的可能性边界，在此基础上尝试颠覆现有科学认知范式、开辟崭新技术轨道；更新聚焦技术工程化商业化落地的现代工程技术，以更加智能的工程方法和系统集成技术缩短从原型开发到产业化的创新周期，促进复杂技术系统朝着全新样态快速迭代。国有企业依循关键共性技术降低创新门槛、前沿引领技术突破能力上限、现代工程技术加速价值实现的协同作用机制，从基础支撑、方向引领和效率提升三方面构建起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生态，最终驱动现有技术范式变革。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基础性基因编辑技术元件开发、前沿新型eCas12a基因编辑核心工具酶研制以及现代种业工程技术创新的有机组合与协同作用，显著提升了颠覆性作物育种技术——HI-Edit单倍体耦合基因编辑技术效率。

作为“颠覆性技术”概念的首创学者，克里斯坦森研究指出，颠覆性技术另辟蹊径地面向关注度较低的非主流市场或者新市场，以期随着长期的演进逐步超越并取代已有技术。国有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更多民营资本，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多样化要求，能够在动态中高度敏锐地捕捉非主流甚至边缘市场的信号，并进行深入精密地分析处理，进而应用于各类现有技术研发的总体进程，加快实现异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形塑能够深刻变革市场格局的全新业态、模式、产品和服务。而全新技术及其衍生物质要素的产生和运用，又有利于刺激更多潜在的市场需求，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提供新指引，进一步突破颠覆性技术。

三、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

作为新时代高质量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主线，获得推进原始创新的主导地位。强化主导地位要求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未来，国有企业必须始终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着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全面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促使国有企业加快推进原始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推进“两个一以贯之”体制机制建设。“两个一以贯之”表现为国有企业市场化一般性与公有制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就“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而言，明确设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巩固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明确规定企业党委（党组）专职副书记的党建工作职权；同时，构建各党总支或党支部响应落实企业党委（党组）重要决策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常态化跟踪问效机制，充分彰显党组织凝聚企业内部各类主体干事创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而言，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依据，推进多样化来源渠道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人才库建设，适当提高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董事会、监事会中的席位占比；如果不设立监事会，则必须强化首席合规官重要作用。持续深化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践，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其次，建构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机制。“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决策主体，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活力动力的重要源泉。”依托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加强对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力度，通过营造良性氛围提升国有企业家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的自觉意识。探索由相关国家部委联合建立优秀企业家精神专职宣讲团（组），分批次面向中央企业开展相关政策文件与典型事迹的巡回式、定期性讲授宣传活动；地方党委和政府面向地方国有企业推而广之，从而构建横向覆盖、纵向贯通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弘扬机制，形成奋力引领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生动局面。

再次，健全国有企业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在人才引进上，国有企业应进一步畅通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海外院校机构等多主体之间的人才交流转移渠道，并将科技知识素养和基础研究能力作为人才选拔聘用的高权重指标；在人才培养上，由国有企业主导，结合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工会参与等力量搭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体系，自主把控职工技术能力培养的程序和环节；在人才使用上，凝聚国有企业各类专业技术研发人员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推动更多职工前往技术岗位。

最后，完善国有企业家和职工原始创新的正向激励制度。针对国有企业家带动企业推进原始创新，设置职务职级晋升、专项奖金发放、个人荣誉表彰、先进典型树立、国资系统通报等奖励。同时，以塑造优质创新生态为导向，赋予国有企业专业技术研发人员特别是其中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健全以创新活动表现为重点的职工量化考核评价体系，根据职工对企业原始创新贡献度的评价结果给予相应的额外薪酬，激发广大职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活力与动力。

（二）着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

一是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承揽机制，增进对总项目流程规划、子项目任务调配、项目成果阶段性检验等各项事务的一体化统筹成效；健全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契合的，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为主的智能实验室体系，专注服务于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广泛深入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在对任务分工、联动攻关、信息共享、人员交流的集中决策和精准管控中汇聚多元主体的创新智慧与资源禀赋。同时，为一体化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一方面应持续提高采购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数字化水平，完善覆盖各类采购方式以及全流程的采购管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建立专门性科技服务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研发设计、技术评估、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支撑国有企业原始创新顺利推进。

三是要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需要高投入的长周期创新。面向官方机构，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要积极争取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财政奖励等各类政府财政扶持资金，并进一步拓宽与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融资渠道；面向其他市场主体与社会群体，国有企业需要广泛建立与创新型龙头民营企业的合作关系，争取更多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投资、赞助或捐赠。国有企业还要通过深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专业研发团队跟投、压减行政管理冗余支出等方式助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另外，国有企业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框架下，可以尝试探索合理提取每年度税后经营利润的一定比例汇入单独核算的专门账户，用作具有调节与兜底功能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准备金，并对该类资金的提取门槛、使用程序、核算方式、责任主体等相关事项进行明确规范。

（三）全面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

第一，以规范化建设和权益维护为导向，持续强化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法律规范层面，依据民商事法律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结合各区域实际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地方立法，健全有利于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法治实施层面，提高科技创新相关法律规范执行的总体效率与针对性，并使行政执法“力度”与“温度”并存，为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切实减负增效；在法治监督层面，在关于科技创新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的案件上，更好发挥各级法院公正审判职能和各级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给予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强有力的司法支持；在法治保障层面，着力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打造高水平法治工作队伍，服务于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

第二，积极构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容错机制，为国有企业加快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优良氛围。合理编制详细清晰且科学规范的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容错免责事项清单。立足各区域特殊实际，在不与中央规范事项相抵触的前提下细化制定地方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容错免责事项清单。科技创新容错免责事项清单无法挽回国有企业原始创新出错的经济损失，还需要政府部门根据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损失的精确认定，以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信贷担保和其他政策手段，建立健全原始创新失败补偿机制。另外，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还应将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表现作为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 / 《经济学家》

责编 / 沈竹山

校审 / 李 翔

监制 / 孙玉华

一本关于国企改革的评论

《现代国企研究》杂志是由中央党校国务院国资委分校、全国党建研究会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指导，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类期刊。2010年创刊以来，杂志秉持“启迪国企现代思维 领航国企特色实践”的宗旨，突出评论特色，围绕国企改革和国企党建两大主题，研究发展规律，解析制度精髓，探索实践途径，已成为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权威研究平台和主流舆论阵地。国内统一刊号：CN11-5992/F 全年定价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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