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十年来，源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国家公园体制走出了“三年试点、五年布局、十年成势”的推进节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执行的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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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论观察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海楠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国家公园的设立历程，见证了国家公园体制在我国落地生根的全过程。2025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也是我国启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十周年。国家林草局近日消息显示，十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实现了从试点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推进的历史性转变。

2015年，我国启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十年来，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在华夏大地完美演绎了制度优势力促国家公园体制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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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绘制生态保护新蓝图

十年磨一剑，我国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形成完善历程。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公园体制改革终于迈出第一步。2015年5月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通过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现“以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目标。彼时，该方案提出在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9地开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时间为3年，2017年底结束。由于该方案试点的并非国家公园这一实体，而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这也使得社会各界对“国家公园体制”高度关注，并对其赋予新时代守护祖国绿色生态“排头兵”的期待。

时光如梭，用三年试点换全面启动的踌躇满志。2017年9月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明确要求，到2020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至此，也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开始向全国推开。

2021年，基于试点形成的丰富经验，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时间内，我国已经推动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湖北神农架、钱江源、南山、武夷山、长城、普达措和祁连山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福建、浙江、湖南、云南、海南12个省份。

谈及国家公园体制推进落实的必然性，离不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让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通过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彻底扭转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多头管理的格局、彻底解决保护区管理“九龙治水”的难题。

革新图强须有明灯指引。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出具体要求，强调“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保护自然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卓著成效的取得是对改革举措的最佳印证。自2015年拉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扎根中华大地的序幕以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间，源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走出了“三年试点、五年布局、十年成势”的推进节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执行的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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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力促人地和谐 重塑自然保护新格局

在巨大制度优势下迅速扎根的国家公园体制，亦为国家公园带来巨大的管理效能优势。与此同时，这也对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公园体制的规范化，需要法规、政策持续健全，以确保管理体制走向相对稳定。

毕竟，国家公园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保护修复，将国家公园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协调，用法治护航人地和谐，实现一体化发展。

加快立法进程护航高质量发展。2018年，国家公园立法工作启动。特别是自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公园立法作出重要指示以来，立法进程加快，形成法律送审稿，并于2022年11月报送国务院。2024年7月31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公园法草案。2024年9月10日，填补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专门立法空白的《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年12月21日进行二次审议，至今，二次审议稿已完成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外，包括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并报送国务院，形成《风景名胜区条例》修改方案，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等共同形成合力，如今，“一法两条例一办法”的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这对于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而言有着非凡意义。国家公园体制的落地生根表明我国根本扭转了以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且理念扭转迅速。国家公园体制从提出到试点再到明确政策路线，确定未来发展蓝图，用时不过数年时间而已，其间不仅传递了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更反映了我国制度优势和政策执行的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政策层面逐步确立了国家公园建设在我国自然保护领域的特殊地位——以国家公园为主要载体，且明确了在设置国家公园的地区该载体的唯一性，即不得再设置任何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这意味着，国家公园未来在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将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正因如此，政策层面和法规建设才会不断精进，旨在通过进一步促进加强系统治理，落实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支撑。

万物相形以生，众灵互惠而成。如今，已经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的国家公园体制，正在用行动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不是“单选题”。今后，世人也将共同见证：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实行一园一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地和谐，重塑自然保护新格局。

总 监 制丨王列军 车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