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7日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试图阻止美国将贸易战的矛头指向其数字规则，以维护其《数字服务法》（DSA）。欧盟和美国双方正在努力就上个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敲定一份声明的细节，然而因为对“非关税壁垒”相关措辞的分歧导致声明被暂时搁置。据称，美国将欧盟的数字规则称为“非关税壁垒”，而欧盟此时则表示，放松规则是一条红线，数字规则并非贸易工具。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愿意与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对抗。2022年通过的《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等重大立法为大型网络平台制定了内容审核指南，并限制了反竞争行为，同时授权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对硅谷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处以罚款。微软、苹果和Meta等美国大型客机公司已被处以巨额罚款，其他几项调查仍在进行中。

但欧盟挑战大型科技公司的意愿，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后果”。成为特朗普贸易战的牺牲品，正是这其中之一。随着数字监管被追捧和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我们有必要通过现实中的意外后果，重新思考，数字监管的本质和影响，是否符合监管者预期和大众的利益。

一、监管变关税？美欧贸易战下的规则妥协风险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欧盟的科技规则一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总统将欧盟的科技罚款比作“税收”和“关税”。欧盟委员会此前曾明确表示，不会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就科技法进行谈判。然而到了2025年6月，欧盟委员会首次表示将在主要数字规则上保持灵活性，以寻求减轻特朗普政府即将实施的贸易关税。

在试图与特朗普结成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欧盟面临着平衡成员国和国内产业利益冲突的问题。欧盟对美国的商品贸易拥有可观的顺差，但2023年其服务业逆差达到1090亿欧元，部分原因是美国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对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成员国来说，这正是美国应该受到打击的地方。

据报道，欧盟和美国即将达成的非关税壁垒协议草案，内容包括欧盟将给予美国公司豁免权，使其不受欧盟《数字市场法》（DMA）以及欧盟碳边境税等环境法的约束。根据协议的范围，欧盟委员会可能不需要欧洲议会签署最终协议，但如果改变欧盟的法律，此举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反弹：

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妮•永库尔坦批评，任何回旋余地都是对美国的“不可接受的屈服”；

德国中右翼议员安德烈亚斯•施瓦布表示：“DMA 不是一种贸易工具”，并补充说，如果欧盟委员会让美国产生这种印象，那将是一个“大错误”。

从技术上讲，执行欧盟的数字规则不应成为关税讨价还价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欧盟已经将其技术调查被卷入更广泛的贸易争端之中。从3月底开始，欧盟委员会明显推迟了宣布对苹果和 Meta 因 DMA 违规而处以的罚款。4月23日，委员会最终达成和解，对苹果反竞争违规行为处以5亿欧元罚款，并对Meta在收集用户数据方面的支付模式处以2亿欧元罚款。这些处罚将被视为避免进一步加剧欧美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尝试。

但如果欧盟正式以“贸易工具”的形式将数字规则纳入与美国的贸易协议，那么欧盟所谓的监管罚款就不折不扣地成了特朗普口中的“关税”，欧盟的数字合规与布鲁塞尔效应就不再具备法律应有的公平性和可预期性。这对于欧盟整体的数字政策来说，将是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

此外，如果欧盟接受了美国的“经济胁迫”，也意味着中国数字企业可能在欧盟面临更艰难的处境。因为不久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布伦丹•卡尔明确指出欧洲面临选择：向美国巨头敞开大门，还是接受在数字领域向中国屈服。

二、“守门人”之困：极端内容向监管洼地迁移

欧盟数字监管规则中的“守门人”是一个重要概念，几乎引领了全球对于超大型平台区别监管的潮流，即只要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的阈值，根据《数字服务法》或《数字市场法》，平台将会被赋予额外的义务和监管要求。

有趣的是，第一个对这一规则发起法律挑战的是欧洲在线零售商 Zalando，而非美国硅谷公司。2023年6月，德国 Zalando向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普通法院提起诉讼，称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不公平地将该公司标记为“非常大的平台”，而且是Zalando该法案规定了该公司有额外的义务来应对网上虚假信息。Zalando在诉讼中辩称，欧盟委员会将这家德国零售商列入名单的方法存在缺陷。

显然，任何组织都不希望在区别监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不仅意味着平台将增加更多的合规成本、违规的概率、超高额的罚款，也意味着平台对于平台用户、内容或商品的容忍度最低，必要时他们不得不驱逐、删除、下架许多更具有流量和“商业价值”的内容。而更小规模的平台则会利用其“规模优势”，接住这“泼天的富贵”。

塔玛•米茨（Tamar Mitts）在2025年刚刚出版的《仇恨的避风港》（Safe Havens for Hate）中，追踪了67个平台上114个激进和仇恨组织的在线活动的数据。她在研究中发现，各国政府已开始对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而极端主义运动则通过不断迁移和适应，正在利用这一监管领域的“漏洞”，以实现其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为什么说对平台的区别监管是“漏洞”呢？作者认为，监管机构往往侧重于最大的平台，并对其施加更重的监管义务。而规模较小的平台，尤其是那些低于监管门槛的平台，则成为极端主义组织的避难所。选择平台时，极端主义团体并非简单地涌向审核程度最低的空间。相反，他们寻求最佳组合：审核程度足够低以容忍其内容；覆盖范围足够大以最大化其影响力。这导致了一种有规律的、可预测的跨平台迁移。

具体来说，当大型平台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政策，导致违反其政策的用户被驱逐或“下架”时，他们会将心怀不满的受众推向监管较少的空间，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被极端化。极端分子会利用这些不满情绪来制定招募策略。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平台审核的差异更有利于极端组织的动员和招募。

当然，平台规模与审核严格度之间的关联，一部分已经被大型科技公司在安全方面的收缩、政治风向的转变以及中型平台的激增所消解。但是助长歪风邪气在小平台肆意的结果，显然更违背了欧盟立法者的初衷。刻意为之的“平台监管不均衡”，是否真的有利于整体网络生态环境的健康，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合规反伤身：中小企业与消费者的意外代价

2025年6月18日，欧盟官方网站刊出了一则尚待欧盟委员会书面答复的问题：

《数字市场法》（DMA）引起了欧盟中小企业的严重担忧，尤其是在酒店和旅游业。有报告显示，DMA要求主要在线平台做出的调整导致中小企业的线上业务有所下降。例如，搜索结果的变化（例如移除了集成地图功能）使得中小企业更难找到。这不仅使客户更难找到本地服务，还导致这些企业的平均客户参与度和收入下降。一家酒店科技公司指出，在DMA覆盖的市场中，一些客户通过其网站直接预订的数量下降了36%。

《数字市场法》原本旨在通过抑制大型平台的“赢者通吃”，为新兴的欧洲企业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实际实施中，却似乎已经始料未及地显露出相反的后果。而且，这并非理论推导，而是更多元的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和博弈造成了一个非意图的后果。欧盟委员会不得不面临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委员会将如何确保旨在促进竞争力的DMA不会对欧盟主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不可预见的损害，并降低用户服务质量？

随着企业越来越依赖精细的消费者数据，欧盟的数字监管，似乎已经将消费者的隐私作为其最需要严格保护的利益之一。将个人数据用于营销目的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是个性化营销，一些人质疑其合法性——基于消费者细粒度数据的个性化营销必然有害，大众媒体也充斥着诸如“要对抗监控定价，我们首先需要隐私”之类的标题。

但近年来多项实证研究也带给我们另外的视角：

• 个性化定价可使支付能力较弱的消费者受益；

• 与监管机构限认为企业对消费者了解太多的直觉相反，现实中企业可能对弱势消费者了解不足，因而无法向他们推销产品或监控无意的歧视；

• 隐私措施可能对大型企业有利，因为它们对第三方数据的需求较少，并且能够承担合规成本；

• 严格的隐私措施抑制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在线业务的创新和进入浪潮，尤其是针对小众和服务不足的群体提供服务的小型企业家。

四、反思与前瞻：不止于成本与收益？

欧盟的数字监管政策有其先锋的意义，从GDPR开始，就一直在全球的质疑声中不断被效仿。但全球的数字网络环境不断变化，监管政策也成为一种要素，在形塑这个世界的表征，包括国家间的主权博弈、企业的权力和边界、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

法律学界越来越认同经济理论的方法，即公共政策需要权衡其限制措施的成本与收益。但就像前面我们所作的分析，成本与收益也仅仅是我们考量一个政策优劣一小部分因素。许多政策的非意图后果，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相关政策的本质和合理性，针对一些后果我们可能需要修补，而对于一些后果，或许我们需要转变监管的思维，调整原有的理论和想当然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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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互联网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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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雄心勃勃的DSA、DMA正面临严峻挑战。美欧贸易摩擦中，数字规则被指为“非关税壁垒”，核心原则遭遇妥协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法规的实施正引发一系列意外后果：极端内容向小平台转移，“守门人”规则受法律挑战，中小企业业务反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