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董芳芳

76岁老教师付灵芝收了110万迁坟款，却被控敲诈勒索，判刑10年，举报人竟然还是同村村民，并非是给了110万迁坟款的矿企。但到最后，矿企法人最终因非法占地，也获刑了。一连串的转折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这远远高于市场价的110万迁坟款，真的是付灵芝主观敲诈得来的吗？

（图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迁坟之争：从维权到百万赔偿 】

2018年，岳阳市畅佳贸易有限公司在松溪村开发矿山，付灵芝家的祖坟位于矿区内。矿企提出3万元一座坟的补偿标准，但付灵芝拒绝，认为迁坟不吉利，并提出高价赔偿要求。2021年，付灵芝发现祖坟被毁，愤而向省公安厅投诉，并在网络发帖举报矿企“乱砍滥伐、损毁山林”。

矿企原总经理李某雄称，由于项目面临工期延误风险，公司被迫妥协，最终通过第三方支付付灵芝110万元迁坟款。然而，这笔远超标准的赔偿，成了日后“敲诈勒索”指控的关键。2023年，岳阳县法院认定付灵芝以举报威胁矿企，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图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蹊跷的是，举报付灵芝的并非矿企，而是同村村民付某勋。他声称自己因“分赃谣言”被迫举报，而矿企方面则表示，付灵芝是因“内部分赃不均”被同伙揭发。案件二审时，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使得这场迁坟纠纷愈发扑朔迷离。

【法律争议：是维权还是敲诈？】

本案的核心在于，付灵芝获赔的110万是否构成敲诈勒索。检方认为，他利用举报施压，迫使矿企支付远超合理范围的赔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付灵芝的辩护律师则强调，其举报内容——矿企非法占用农用地（且已被判刑）、祖坟被毁，这些都是事实，索要赔偿属于民事协商范畴。

法律上，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满足“非法占有目的”和“胁迫手段”。付灵芝是否真的威胁了矿企？矿企支付赔偿是出于恐惧，还是商业考量？这些问题尚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迁坟补偿”没有统一标准，而矿企最终选择妥协给出这110万，或许更多是出于项目利益的考量。

（图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此外，同村的付某勋举报动机有疑，而且矿企也并没有主动追究付灵芝责任。种种迹象表明，案件背后可能存在未显露的利益纠葛。法院的重审，不仅关乎一位7旬老人的命运，更考验的是司法对“维权”与“犯罪”的界定。

【反思：维权与法律的边界】

这起案件折射出一个尖锐的社会命题：普通公民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时，如何避免被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法律的尺度该如何把握？

一方面，若放任高额索赔，可能助长“以举报谋利”的风气；但另一方面，若将“协商赔偿”轻易定性为敲诈，则会让维权者噤若寒蝉。此案中，矿企的确有违法事实，付灵芝的举报并非无中生有，而迁坟款金额虽高，却是双方自愿达成，连举报都不是出于矿企，公权力如果要强行介入定罪，难免有越界之嫌。

（图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更深层次看，这起纠纷的根源在于多方利益博弈的扭曲。村民内讧、企业避责、司法被动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荒诞剧。当法律成为利益角逐的工具，真相反而被淹没在嘈杂的算计中。

付灵芝在等待重审判决，但它已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容得下公民理直气壮地维权，也应当警惕借法律之手打压异己的陷阱。唯有厘清权利与权力的边界，我们才能够听见更多弱势者的声响，正义才不会迷失在利益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