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方案的制定，需要全面考察案件情况，其中如何认定罪名是关键问题。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被告人自身认为构成犯罪并选择认罪，但律师通过对全案的分析，从法律适用角度可能认为属于正当防卫等不应定罪的情形。比如我们之前代理的何某的案件，对方半夜两口子轮番上门砸门，还打了其家中老人，当事人动手打人是事出有因。即便承认打人，也应从正当防卫的角度进行辩护，因为监控视频虽能证明打人事实，但打人行为存在合理缘由。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当事人的因素时，要结合证据综合判断，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除了主观意愿，被告人的年龄、身体和心理素质也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我昨天接待了一位当事人的咨询，她直白地说自己在2018年确实收过关联单位约十几万元现金，只是时间久远记不清具体数额了。现在相关部门找到她，她心存侥幸，觉得收的是现金没有对证，可以否认，于是问我这样做是否可行。我告诉她，从律师的角度，面对任何询问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回答，做过的事情要承认，没有做过的事情坚决不认。她又问为什么不能搏一搏，我反问她是否能顶住压力，她坦言自己心理素质差，可能顶不住。我便向她分析，若执意冒险，只会失去自首、坦白的机会，最后还是要承认，毫无意义，而且十几万元的数额，量刑很可能较轻，不如实事求是争取自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对于已经到案并接受委托的案件当事人，心理素质的影响更为显著。有一个职务犯罪案件，当事人起初在受到非法诱供、指供的情况下认了罪，形成了有罪供述，到了检察院阶段却翻供，清楚说明了被非法取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律师随即提起了排非，案件退补后，原来的调查机关再次对他进行讯问，劝说他翻供没有好处，还让他签一份笔录，确认之前调查阶段没有受到任何非法取证、程序合法，且自己在检察院阶段所说的内容是虚假的，他竟然签了这份笔录。后来会见时，他说当时有点懵，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才签的，但真实情况是确实存在指供、威胁和欺骗。这一签字直接导致排非失去了意义，后续做无罪辩护的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这充分体现了心理素质对案件走向的重大影响，当事人是左右摇摆型、坚定型还是投降型，都会极大地影响律师辩护方案的制定。

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则关系到其与律师的配合度。上周在广州开的一个庭，开庭前我去看守所给被告人做开庭辅导，把法庭发问的问题、注意事项以及辩护思路都反复跟他沟通清楚了，他也确认明白了，可到了法庭上，面对核心问题的询问，他的回答还是出了差错。这让我们意识到，对于受教育程度或心智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不能让他们承担过重的配合任务，因为他们实际上可能无法配合律师，甚至在检察院的震慑下就会退缩。这周开庭前，我们询问其他几位被告人的律师，他们都说刚会见完，当事人坚决不认罪，全案也没有做认罪认罚，结果一到法庭上，这几位被告人却一起举手表示要求做认罪认罚。

其实很多律师都遇到过类似情况，所以在制定辩护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有的当事人心智成熟，尤其是那些做过领导干部或多年经商的，他们社会阅历丰富，头脑聪明，一点就透，能够与律师高度配合；而有的当事人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像温室里的花朵，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家庭环境优越，一直被父母保护得很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无法承受压力。对于这类当事人，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制定辩护策略时必须绕开这一点。

总之，刑事辩护方案的制定需以案件事实和法律为基础，同时充分考量被告人的主观意愿、年龄、身体、心理素质及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制定出更贴合实际、更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