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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惨烈攻势已经持续了21个月，美国国内也悄然展开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此次斗争对美国未来的社会走向，以及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言论自由的边界展开。言论自由是美国文化与宪法秩序的基石，这一原则在美国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争议的焦点是，在媒体、大学和广泛的公共领域中，针对以色列的批评能被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哪些批评会被视为合法。

这种斗争背后的主张十分复杂，且伴随着两个具高度争议的论点。首先，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报复行动，已经逐步演变为种族灭绝行为；其次，美国正在深陷日益加剧的反犹太主义危机。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直接影响着美国社会的言论环境。

关于以色列行为是否属于种族灭绝的讨论，近年来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其实，早在冲突初期，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犹太人就已纷纷发声，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称之为种族灭绝。我个人特别避免使用“战争”一词，因为在这场冲突中，大多数伤亡者是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而非军事人员。近期的报道更加突显了这种情况，尤其是有关以色列空袭导致的平民死亡，包括那些在排队领取食物和水时遭遇空袭的巴勒斯坦人。此外，加沙地区的饥饿现象不断恶化，这一切都与以色列对加沙的食物供应限制及对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袭击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美国境内的反犹太主义问题，自从特朗普重新当选以来，持续搅动着社会氛围。反犹太主义的扩展，像种族灭绝的定义一样，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关于美国是否正陷入反犹太主义的危机，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必须明确的是，本文对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不质疑，且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民族或宗教仇恨行为。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将反犹太主义指控政治化的做法，极其危险。特朗普政府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改变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措施，包括对大学的财政、治理和招生政策进行干预；限制移民、撤销学生签证等。这些行为的根本目标，是收紧言论自由的空间，尤其是限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这场围绕加沙冲突的斗争，逐渐与反犹太主义议题发生了交集。为了应对反犹太主义问题，许多美国大学，像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开始出台更为严格的言论规范，尤其是针对涉及以色列的言论。与此同时，抗议行动这一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言论形式，也遭到了严控。大学行政部门在实施这些限制时，常常提到保障犹太学生和以色列学生的安全与舒适。

学生安全当然至关重要。任何美国大学的学生，都不应因其身份遭受暴力威胁或侵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坚决制止这类行为，并予以惩罚。然而，“舒适”却是一个充满主观性的概念，过度强调“舒适”可能会将社会推向危险的道路。如果这一概念被过度扩展，或偏袒某一特定群体，那么美国长期珍视的自由理念，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可能会因此受到威胁。

在当前围绕以色列问题的争论中，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几乎将反犹太主义等同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人民合法家园的政治运动。然而，像我一样强烈支持以色列生存权的人，长期以来也对以色列内的社会不平等感到忧虑。以色列的生活方式导致犹太人与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加沙和西岸地区。

这一议题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中，往往被忽视。但随着加沙危机的加剧，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否可以延伸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支持，来为加沙巴勒斯坦人遭遇的种族灭绝行为辩护？我认为不应如此。但这个问题引发了深刻的道德思考，值得更开放、更坦诚的公共辩论。

遗憾的是，在特朗普政府将反犹太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削弱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公共辩论空间的背景下，面对这些棘手问题的讨论，逐渐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讨好华盛顿并避免失去重要的联邦拨款，许多大学已自发采取措施，限制校园内的言论自由。比如，哈佛大学近日决定取消一本已完成的专注于“教育与巴勒斯坦”的学术期刊。此外，许多其他大学也在悄悄采取类似措施，减少巴勒斯坦权利议题的曝光度，甚至直接取消相关项目或活动。这些决定不仅关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当某些议题因政治敏感性被禁止或边缘化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将遭遇损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今天关于巴勒斯坦或中东种族灭绝的讨论可以被压制，明天其他政治群体关心的问题不会同样面临审查或制裁。如果我们容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在否定美国精神的根本。

而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言论管制，不仅限于大学校园。在纽约市，我亲眼目睹了当地媒体对政治候选人关于这场危机言论的审查与扭曲。在市长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成为意外领跑者后，媒体不断质询他为何拒绝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全球化起义”（Globalize the Intifada），仿佛这一口号的唯一含义就是煽动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尽管许多犹太人将此口号视为对暴力的呼吁，但许多巴勒斯坦人将其理解为对压迫的和平抵抗呼声。马姆达尼本人解释道，这一术语代表着“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平等与权利的强烈愿望”。

如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几乎无法排队取水，而他们反抗暴力和强制迁移的权利也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全球化起义”或许意味着公开抗议，要求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解除对加沙的食物封锁，停止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并要求追究战争罪行。加沙的希望已经破灭，巴勒斯坦人几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全球社会有责任呼吁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推动持久和平，捍卫两国人民的安全与尊严。

作者：霍华德·W·弗伦奇，《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资深外国记者。他的最新著作是《黑人诞生：非洲、非洲人与现代世界形成史，147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