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胡玲玲 陈晨

交了钱的洗车店没开起来，品牌方换了联系方式；报了名的培训机构突然关门，退费电话无人接听……近年来，类似的经济纠纷屡见不鲜。企业“换马甲”跑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后，便杳无音信。而相关部门各有各的理由，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当消费者满怀期待寻求维权时，最终得到的建议都指向了起诉，之后便是投诉无门、起诉难果。为何维权之路如此难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爆料电话：0531-85193656；邮箱：405617016@qq.com）

投诉的尽头是起诉？

近日，家住内蒙古的王女士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爆料，其在投资洗车项目时，与品牌方产生纠纷。她认为品牌方选定的场地未能满足洗车所需的排水条件，于是提出解除合同。然而，自提出解约后，她便再也联系不上品牌方。

王女士曾多次拨打品牌方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的电话求助，得到的回复是该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监局方面同样无法与品牌方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建议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多位市民投诉过相似的问题。如有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夸大宣传招揽生意，诱导消费者签订不合理的服务合同，资金到手后，多次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营业地址，导致投诉无门；如预付费消费中，消费者大额充值后门店跑路，联系不上门店负责人，市监局和公安部门也无法解决，最后被指路走司法途径，但漫长的诉讼周期和执行难问题，又让维权陷入“投诉-调解-起诉-无果”的恶性循环。

起诉的尽头可能是执行无果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多年来他们代理的类似案件“数不胜数”。以预付费纠纷为例，消协作为社会组织仅有调解权，且需双方自愿，若企业失联或拒绝沟通，调解便无从谈起；市场监督部门虽能对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却无强制退费权，实际操作中多以“调解”为主，企业拒绝配合，只能建议另一方起诉；而负责打击诈骗、保护财产安全的公安部门，常将预付费纠纷归为“经济纠纷”，不予立案。

在此情况下，效仿行为屡禁不止，预付费等纠纷常常会陷入恶性循环。

“每个部门都有理由，但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不少消费者的抱怨，道出了这份无奈。

而法院作为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往往又面临案件积压、审理周期长（部分城市需以年为单位）、执行难等问题。“且即便胜诉，消费者也可能因企业转移财产而拿不到钱。”钟兰安表示。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也指出，实际上，真正选择法律途径维权的消费者占比并不高，多数人因嫌流程繁琐、担心时间成本高而放弃，仅有少数人会坚持诉讼。

如何破解维权困局

为何维权之路如此难行？钟兰安认为，核心问题并非“无法可依”，而是 “执法不严”。

还是以预付费纠纷为例，钟兰安介绍，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企业注销前需签署债务承担承诺书，股东、注销人需对未清偿债务负责；涉嫌诈骗的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条款仍有漏洞可循。例如，企业通过“股权转让”将法人变更为老年人或与企业不相关的人，再以其名义注销公司，逃避责任；消费者报案后，公安机关往往不予回执，后续监督无从谈起；部门协同不足也加剧了困境。

那么该如何破解维权困局？赵良善认为，需多部门、多环节协同发力。首先，市场监管部门可建立“企业经营异常预警机制”，对频繁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存在大量投诉的企业重点监控，强制其公示信息或缴纳保证金，防止恶意逃债。

此外，发挥消协与行业协会的调解作用，消协可设立专项投诉通道，联合律师、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快速调解服务，降低维权门槛。

公安部门在介入恶意逃债案件时，若企业存在“虚构项目骗取资金”“注销企业恶意逃债”等行为，且涉嫌合同诈骗，应及时介入调查，追究刑事责任，形成威慑力。例如“职业闭店人”案例中，司法认定恶意注销为逃债行为，可通过刑事手段打击。

赵良善还建议，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企业经营异常、投诉记录、司法判决等信息纳入信用体系，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如限制招投标、融资等），倒逼企业诚信经营。

“消费环境的改善，需要执法部门‘动真格’，也需要全社会的监督与呼吁。” 钟兰安强调，只有让违法者付出代价，才能让消费者重拾信心，让市场回归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