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5月30日《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近60国及20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全球目光聚焦东方。这场由中国发起的国际治理实践，以香港为支点，悄然撬动着国际秩序的深层变革。

两年前由中国与近20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国际调解院倡议，历经谈判终于结出硕果。作为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其总部选址香港并非偶然——这个兼具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的国际都市，拥有超过3000名国际法律从业者，170余家国际仲裁机构设立办事机构，法治指数常年位居全球前五位。数据显示，香港去年处理的国际商事调解案件超过4800宗，涉及金额达210亿美元，早已成为亚太地区的争议解决枢纽。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资料图）

签约现场释放的信号尤为鲜明：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及欧洲的近60个国家代表，在这份旨在“以和为贵”的公约上签字。不同于海牙国际法院的对抗式司法模式，国际调解院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多轮协商达成共识，程序设计上允许当事方自主选择调解规则，甚至可援引本土习惯法。这种“柔性治理”理念，在沙特与伊朗复交、缅甸边境冲突调解等实践中已被证明有效——中国近年促成的12起重大国际争端调解案例，成功率达83%，远高于国际法院37%的案件终结率。

当国际调解院在香港紧锣密鼓筹备时，传统国际司法机构的困境愈发凸显。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出逮捕令，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视而不见；WTO争端解决机制因美国阻挠停摆四年，期间全球贸易摩擦涉案金额飙升至1.2万亿美元。数据显示，近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院诉讼中胜诉率仅28%，而发达国家胜诉率高达72%，这种“选择性正义”正在摧毁国际法治的公信力。

国际调解院（资料图）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运作僵局。过去五年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达67次，其中涉及中东议题的占41次，导致42项人道主义决议无法通过。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出资国，累计拖欠会费超30亿美元，却频繁绕开安理会发动军事行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空袭、2020年伊朗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均暴露出现有国际秩序的“强权逻辑”本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曾直言：“在海牙法院，法律是西方的武器，而非正义的工具。”

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本质上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认可。这个面积仅1106平方公里的城市，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地位，16个国家在此设立总领事馆，3000多家跨国企业设立地区总部。更关键的是其法律体系的兼容性——香港基本法保障普通法制度不变，同时通过《仲裁条例》等法律与内地司法体系衔接，这种“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理想平台。从经济视角观察，国际调解院的落地将激活香港的“争议解决经济”。

据香港律政司测算，该组织每年可带来超过50亿港元的直接经济收益，创造包括调解员、法律研究员、多语种翻译等在内的8000余个专业岗位。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规则制定权的转移——当香港成为国际调解规则的输出地，意味着普通法与大陆法、伊斯兰法等多元法律传统将在此形成新的治理范式，这对西方主导的“海牙—纽约”司法轴心构成实质性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60个签约国中，未见美国及其传统盟友的身影。这种“选择性缺席”折射出西方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复杂心态。美国国务院此前声称“国际调解院可能削弱现有多边机制”，但实际担忧的是自身主导权的流失——过去十年间，美国在国际法院涉其案件中动用“美元霸权”施压达27次，通过《海外反腐法》等国内法长臂管辖他国企业超400家，这种“司法工具化”策略正在遭遇系统性挑战。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资料图）

但国际社会的选择已给出答案。签约现场，巴西外长维埃拉表示：“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设计国际制度”；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指出：“调解比诉讼更符合非洲的‘Ubuntu’哲学”；欧盟观察员虽未签约，却派出法律专家全程参与论坛，释放出微妙的观望信号。数据显示，截至签约当日，已有23个未签约国申请成为观察员，其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

当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照亮国际调解院的签约现场，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诞生，更是全球治理体系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转型的缩影。这个以“和”为起点的新机制，能否在冲突频发的世界中开辟出和平解决争端的新路径，或许需要时间检验，但至少有一点已然清晰：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而中国发起的这场治理试验，正在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