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订婚强奸案看法律与大众认知的摩擦#给彩礼不等于性同意应成常识##订婚强奸案二审驳回上诉#

山西大同 “订婚强奸案” 判决，这起案件从案发时起，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讨论，因为它触及法律规定与民间风俗之间微妙的冲突，也由此导致了不同社会观念之间的碰撞和撕扯。其引发的讨论却如涟漪般在社会各界持续扩散。此案争议的核心，深刻反映出法律条文与大众传统认知间的激烈冲突，尤其是女权主义叙事的介入，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了顶点。当下，诸如“给彩礼不等于性同意，这应成为常识”以及“破除订婚就有性权利的错误观念”等话题在网络上热度飙升。更激进的观点甚至延伸至婚内强奸问题，强调婚姻并不意味着一方拥有性权利。

必须明确，从法律角度来看，“给彩礼不等于性同意”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众多法律专业人士，从律师到关注女性权益的博主，都能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坚定指出，不认同这一观点的人缺乏对法律的基本理解。甚至可以围绕这一话题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深入阐释女性意愿在两性关系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性。

但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暂且不提“疑罪从无”这一同样作为法律体系基石的原则，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法律的本质。在对单个案件的解读中，把事情解释清楚并非难事。即便年幼的孩子，在给定立场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但法律的根基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在单个案件中自圆其说。相反，在一系列复杂案件中确保逻辑连贯、公平正义以及广泛适用性才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大力倡导“彩礼不等于性同意应成为常识”，并努力破除“订婚赋予性权利”的错误观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按照这种逻辑，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那些选择给彩礼和订婚的人似乎显得不明智。毕竟，根据这种观点，彩礼、订婚，甚至婚姻本身，都无法保障性同意，也无法赋予相关方任何实质性权益。这意味着将公众长期形成的传统认知置于尴尬境地，并对其造成无情冲击。这也暗示着，在过去十年围绕彩礼的激烈争论中，所有支持给付彩礼的观点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新解读下，彩礼无法保障任何权益。

从法律条文来看，《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订婚强奸案的广泛讨论中，没有一家媒体提及这一法律条款，相关部门也未见执行。当彩礼与性同意的关系被热烈讨论时，彩礼本身的合规性问题却被选择性忽视，这发人深省。

进一步分析本案中公众认知与法律的冲突，在传统观念里，订婚是婚姻的前奏，是双方及其家庭对未来婚姻生活的郑重承诺与筹备。其中，彩礼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在许多地区，彩礼被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与接纳，是两个家庭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然而，现代法律对保护个人权益，尤其是女性的性自主权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种传统认知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差距，使得公众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很容易陷入困惑和争议。

从女权主义叙事的角度来看，强调女性的性自主权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在任何亲密关系中，女性都应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这是对女性人格尊严和身体权利的尊重。然而，在实际操作和观念传播过程中，一些极端观点的过度宣扬很可能引发公众的误解和反感。当“给彩礼不等于性同意”被片面解读为彩礼毫无意义，订婚也无法带来任何预期的婚姻保障时，就会触动传统观念的敏感神经，从而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争议。

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充分考虑社会现实和公众认知。法律的目的并非仅仅追求条文的严格遵守。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公平正义，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处理像订婚强奸案这类涉及传统习俗与现代法律冲突的案件时，法律工作者需要更加谨慎地平衡各方利益，寻求法律条文与社会情理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必须坚决捍卫女性的性自主权，确保依法严惩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传统习俗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也不容忽视。应采用合理的法律解释和引导，逐步推动公众观念的转变，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