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冠一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近日引发广泛讨论：张某因在小区内醉酒挪车被吊销驾驶证，其不服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最终被法院驳回。这一判决不仅为公众敲响了警钟，更深刻揭示了酒后驾车的法律本质与社会危害，即无论车辆行驶的距离长短、场所是否封闭，只要驾驶人处于醉酒状态，其行为便已逾越法律红线。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小区内道路是否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根据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道路”不仅包括公路、城市道路，还涵盖“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小区虽设有围墙和保安岗亭，但社会车辆仅需缴费即可进入停放，其道路本质上属于公众通行场所。法院的判决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法律对“道路”的定义不以物理封闭性为标准，而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社会机动车辆通行。

“短距离挪车无碍”心理，代表了许多人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相对封闭，酒后挪车“情有可原”，甚至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同于“合法”。然而，法律对醉驾的规制分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两个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虽规定短距离挪车情节轻微可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明确指出，行政处罚不可免除。换言之，法律给予的“宽容”仅针对刑事追责，而行政违法性依然成立。吊销驾照的处罚，正是对驾驶人漠视公共安全行为的必要惩戒。

一杯酒足以酿成悲剧。醉驾的危害性源于酒精对人体机能的破坏。上述案件中，张某的酒精含量每百毫升高达170.8毫克，其驾驶能力几乎完全丧失。即便只是挪车数十米，失控的车辆也可能撞击行人、剐蹭他车，甚至引发连环事故。2020年云南某小区曾发生过类似案例，一名车主酒后在地库倒车，因误踩油门撞死一名儿童。悲剧的发生往往只在一瞬间，而酒精正是这瞬间的催化剂。

法律对醉驾的“零容忍”，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看似人车流量较小，实则老人、儿童活动频繁，环境复杂程度不亚于公共道路。若放任酒后挪车成为“例外”，实则是以侥幸心理挑战安全底线。

此案折射出部分公众对法律认知的模糊。有些人将“不追究刑事责任”误解为“允许酒后挪车”，甚至认为“交警无权管小区内事务”。这种错误观念亟须纠正。法律的根本目的并非惩罚，而是通过明确规则引导行为。行政处罚的存在，正是为了在悲剧发生前及时制止。

广大驾驶员需清醒认识到：酒杯一旦端起，方向盘就必须放下。文中提到的案例绝非个例，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酒后驾车行为的普遍性与顽固性。法律的严厉处罚与法院的坚决态度，彰显了社会治理的决心——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境下，安全红线都不容突破。公众应真正将酒后禁驾内化为行动自觉。唯有如此，才能让道路上的每一米行驶都安全，让社会的每一处角落都远离风险。

（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