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居间服务作为促成交易的重要纽带，常常引发一系列需要精细剖析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当居间人后续与交易相关方建立进一步合作关系时，其间的权利义务边界、行为合法性判断极易成为争议焦点。2025年2月3日，马某所面临的困境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其咨询事项涉及居间服务、合作经营以及职务侵占指控等多个层面，亟待从法律专业角度深入解读。

二、案件背景呈现：马某的咨询问题

2025年2月3日，马某前来咨询，道出一段曲折经历。马某作为深耕林木行业的经营者，凭借自身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受个体户诚挚委托，将个体户手中的林地引荐给北京一家经营林地的公司。马某精准对接需求，促使双方顺利达成合意，签订林地流转合同，并切实履行了合同价款支付义务。个体户依照事先约定，在收到林地转让款后，及时、足额地支付给马某相应的居间费用。

而后，北京公司因地处外地，接手林地后面临诸多管理难题，诸如对当地林地政策法规的生疏、实地监管成本高昂以及本地化人脉资源匮乏等。鉴于此，公司与马某迅速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了合作项目中的利益分配事宜。为保障项目推进的高效性，北京公司还正式向马某下发任命，委派其全权负责项目管理工作。但出乎意料的是，北京公司在后续运作中知晓马某曾收取个体户支付的居间费，随即认定马某此举构成职务侵占，并果断向公安机关报案。

三、法律核心剖析：基于职务侵占罪的审视

职务侵占罪的规范解读

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职务侵占罪是一类典型的侵犯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财产权益的犯罪行为。其构成要件呈现出严谨的体系性，涵盖主体、主观、客观以及客体四个关键维度，四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共同勾勒出该罪名的认定标准。具体而言：

主体要件：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具体来说，这些人员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也可以是公司的经理、部门负责人、一般职员和工人，以及集体性质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等。这一宽泛的主体界定，旨在涵盖各类企业组织架构内可能实施侵占行为的人员范畴，确保法律规制的全面性。在本案中，判断马某是否构成职务侵占，首先需审视其行为发生时所处的身份状态。

客体要件：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侵占的对象包括单位依法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动产、不动产、有形物和无形物等。该罪从本质上保护的是单位对自身财产的合法管控与收益权，一旦有内部人员非法染指，便触动了法律的警戒线。对于马某所涉案件，关键在于辨析其收取的居间费是否属于北京公司的财产范畴，进而确定是否侵犯了该罪的客体。

客观要件：职务侵占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这包括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如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力等。强调“利用职务便利”是该罪的核心特征之一，将纯粹基于个人能力、外部关系促成的交易行为与依托公司职务实施的侵占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在马某的经历中，需仔细甄别他获取居间费的过程是否借助了后续北京公司赋予的职务之力，以及所涉金额是否达到法定的“数额较大”标准。

主观要件：职务侵占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行为人必须怀着非法占有的意图，才能构成此罪。这一主观心态的限定，有效排除了因工作失误、误解等非故意因素导致的财物处置不当情形，精准锁定犯罪故意。审视马某的主观意图，要从他涉足整个商业活动的初衷、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综合判断，看其是否存在蓄意侵吞北京公司财物的念头。

对照构成要件的深度分析

主体要件：回溯马某的行为轨迹，其收取居间费的时间节点远在与北京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获取公司任命之前。彼时，马某以独立居间人的身份自主开展业务，并不隶属于北京公司的组织架构，完全不具备职务侵占罪所要求的公司员工身份条件。即便后续开启合作篇章，对于前期已然合法落地的居间费收入，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亦不应将其强行纳入职务侵占罪的审查范畴。

主观要件：深入探究马某涉足整个商业活动的初始动机与全程心理状态，无论是前期促成林地流转并欣然收取居间费，还是后期积极投身合作项目，其内心深处的出发点始终是依托自身专业技能与行业资源，谋求合理、正当的商业回报，助力各方突破交易困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间，找不到丝毫利用北京公司职务便利，蓄意将公司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的不良企图，这与职务侵占罪所必需的明确主观故意形成鲜明反差。

客观要件：

利用职务便利层面：马某促成林地流转并获取居间费，凭借的是在林木行业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敏锐的市场信息捕捉能力以及出色的供需对接技巧，是个人专业素养与商业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切均发生在与北京公司正式合作、被赋予职务之前，时间与因果逻辑上毫无交集，根本谈不上借助公司职务之便行事。

侵占本单位财物层面：个体户支付给马某的居间费，从资金源头追溯，明确源于个体户对马某独立提供的居间服务的认可与对价支付，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基本原则。这笔费用自始至终都独立于北京公司的财务体系之外，不存在马某将公司财物非法挪移、侵占的客观事实基础。

客体要件：职务侵占罪旨在严密守护公司、企业等单位的财产所有权不受内部不法侵害。在本案中，马某收取居间费的行为，丝毫未触动北京公司的财产根基，公司既未遭受资产的不当流失，也未丧失对任何财物的合法控制权，也就根本未侵犯到该罪名所重点捍卫的核心客体。

四、综合结论研判

综合全面梳理本案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精确锚定各个关键时间节点、透彻剖析各主体行为的本质属性，并严格依据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构成要件逐一比对校验，北京公司对马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指控，在现有的事实证据框架与法律规范体系下，通常难以寻觅到坚实可靠的法律依据。马某收取居间费的行为，深深扎根于合法合规的居间服务商业模式，与市场通行的交易规则、法律既定的规范要求严丝合缝。

当然，法律实践的动态发展特性要求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审慎态度。倘若后续侦查过程中出现确凿证据表明，马某在与北京公司深度携手、掌控项目管理大权之后，利用职务便利，以隐瞒、欺诈的手段将公司项目资金、物资或其他形式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且涉案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那么彼时的法律评价将截然不同，其行为必将无可遁形地落入职务侵占罪的严苛法网。但就当前呈现的完整事实全貌而言，对马某的职务侵占指控显然难以成立。这一典型案例宛如一面明镜，为广大商业参与者照亮前行之路，警示大家在投身复杂商业活动时，务必厘清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时刻坚守法律红线，如此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商海浪潮中稳健远航。需要强调的是，依据我国刑法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相关规定，只有准确把握行为主体、行为内容、责任形式等关键要素，才能对类似争议案件作出公正、准确的法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