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土于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长22.8厘米，宽1厘米，红柳材质。该简记载分类统计高年老人享受的待遇，是西汉后期养老制度的反映。

汉代是我国孝文化以及养老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后世以儒法并治国家的开端。简文中提到的“受米”、“复子孙”、“受杖”等措施是汉代尊老制度的具体表现。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因此，研究汉代的孝文化及养老制度，对于研究我国儒法治国以及孝文化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百家争鸣时期，“孝”的意识已经被各家推崇。从治国的角度看，儒家孔孟皆有言论，孔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孔子认为圣明的君主以孝道治国，才能天下和平。《孟子·梁惠王上》有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认真办好学校，反复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衣服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实行王道，是不曾有过的事。《墨子·兼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混乱。至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于暴政的教训，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即孝道教育。将孝道落实到国内的各个阶层，从皇家到官员，乃至平民阶层的“小家”，都渗透着对“孝”的重视，从而构建和谐的家庭，而众多的家庭构成国家，以此来加强对整个国家的统治。

汉代对孝文化的推崇，从皇帝至官员，从官员到民众，都深受其影响。古今闻名的《二十四孝》当中，仍有汉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以及流传至今的“缇萦救父”故事，都发生在汉代，可见汉代统治者对“孝道”的推崇。《汉书·文帝本纪》有言：“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表达了对“孝悌”的肯定。

对官员而言，汉朝选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察举”与“征辟”，“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汉武帝时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外，汉武帝下诏“令两千石举孝廉” ，可见“孝”在官员任命中的重要性。直至晋代仍沿用这种选官制度，如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对民众而言，朝廷的福利制度更是能带来许多切实的好处。根据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这枚养老简，汉代的民众养老制度主要内容首先为王杖制度，即赐王杖，是从政治、法律与社会地位方面给予优待；其次为高年复除，八十复算，可以帮子孙免除算赋；最后为受鬻法，即在仲秋八月发放粥米。简文中所提到的这227名老人，分别享受以上各个优待。

甘肃汉简中的养老制度，在西汉后期基本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状态，从王杖诏书令册中“赐杖”、“禀米”到西汉后期悬泉简在此基础上更完善的“高年复除，八十复算”政策。我国在汉代基本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孝文化，汉代通过孝文化以及养老制度的构建，极大地巩固了自身统治，儒孝文化以及其衍生的养老尊老制度，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政治以及文化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伍楚嘉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