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认为，从投资看，当前，有必要扩大投资，但若要继续提高其在总需求的比例，也就是投资增长快于总需求增长，是有难度的，要看投资需求是否还有大的物理性空间。今年的总投资，房地产投资仍然是拖累，这取决于房地产销售，对住房的消费起不来，房地产企业就不会投资。未来，房地产投资仍有空间，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很难恢复到过去10%—20%的高速度。我国基础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投资空间已经收窄，一些领域确实需要加强，但多是公益性强、回报率低，需更大规模债务支撑的领域。近年来个别年份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是同出口关联较强，出口好，制造业投资就好。所以，我国投资虽然有很大空间，但不会像08年、98年那样立竿见影地拉动增长。总之，总体看、长期看，内需不足，不能认定为是投资不足。

从消费看，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其中，政府消费一般占最终消费的30%左右。杨伟民指出，2010年以来，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总体攀升，而且政府消费主要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消费的增长快，既是加强公共服务的结果，也是因为公共管理人员增加较快。政府消费是量入为出的，很难说充足还是不足。所以，内需不足也不能说成是政府消费不足。

因此，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杨伟民表示，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当前的突出问题，也是近20年来我国发展在需求侧的短板。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45.7%，降低到2023年的39%，虽然比2010年最低点的35%有所提高，但比本世纪初的2001年降低6.7个百分点。

杨伟民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对扩大供给很重视，对需求特别是对居民消费重视不够，对需求的生成机理、内生机制、有效政策研究不够，经济政策更多的是扩大投资、扩大供给。这次扩大内需的策略要有所改变，从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

针对扩大居民消费，杨伟民建议，一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多用于扩大消费。明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主要在居民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所以，要降低增量财政用于投资的比重，提高用于支持消费的比重。

二是大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收入。居民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规模大、收入低、消费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要加快做好政策实施的准备，并更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时，要加快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户拥有的住房可以出租、入股、合作等改革举措。中央已经确定且再次重申的改革，不一定还要再搞试点，应抓紧落实。

三是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若实行扩大居民消费的需求政策，产业政策也要与之配合。产业发展的总方针，应该调整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把消费型产业从传统产业中分开单独表述，有利于引导市场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消费型产业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服务消费的供给，多数服务消费是供给与消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下实现的。要支持发展服务消费的供给，放宽市场准入，可以考虑制定一个服务业的负面清单，列出需要监管的领域，负面清单以外的，让经营主体和个体户去创造。同时，要支持扩大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应适当放开对高端消费的一些限制。